篇一:《第二次作业》
江苏开放大学
形成性考核作业
学号2013130000047
姓名李林
课程代码110056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思想史评阅教师
第二次任务
共
江苏开放大学
平时作业二(第六至第八章)
一、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李斯为强化君权而出谋划策，他的强化君权思想具体体现为（BC）。
A.尊君B.督责C.深罚D.尚武
2、汉武帝政治思想的特点有（ABCD）。
A.求变B.求治之本C.德刑兼用D.任贤
3、唐太宗以善于求谏纳谏著称，而能直言极谏的著名文臣武将有（ABCD）等。
A.魏征B.房玄龄C.杜如晦D.长孙无忌
4、李世民君臣从多方面对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ABC)。
A.奢侈无度B.杜绝言路C.用人不贤D.严刑峻法
5、刘邦即位不久，相继颁布了（ABCD）等诏令，充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
A.复故爵田宅令B.以有功劳行田宅令C.释放奴婢令D.驱民而归之农
6、鲍敬言认为，伴随着国家与君主而来的是庶民的苦难，主要表现在（ABC）。
A.君主穷奢极欲，对人民极尽盘剥压榨之能事B.辅以繁重，小民不堪负担
C.滥用刑罚，百姓困苦不堪D.穷兵黩武，百姓不得安生
7、《无能子》对圣人持批判态度，认为圣人有以下（ABC）种种罪过。
A.圣人开启了人的贪欲和争心B.圣人对人们进行仁义道德的说教
C.圣人采取刑法军队等国家机器对人们进行迫害D.圣人信奉纲常伦理
8、贾谊主张法治的主导思想是“慎刑”，包括以下（AB）要点。
A.约法省刑B.“疑罪从去，疑赏从予”C.赏罚分明D.罪必重罚
9、如何振兴儒学，傅玄提出了（ABC）。
A.尊其道B.贵其业C.重其选D.恒其志
10、王通向往的“仁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ABC）。
A.轻徭薄赋B.爱民厚生C.宽刑狱D.不扰民
二、填空题（每空1分，空10分）
1、秦始皇崇尚的“法治”很有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强化君主权威加强专制统治。
2、李斯为强化君权而出谋划策，他的强化君权思想具体体现为“督责”、“深罚”。
3、汉武帝采纳的（董仲舒）的建议，终于举起了“独尊儒术”的旗帜，初步实行了指导思想的转换。
4、李世民选用儒家治道主要体现在仁政和重民两个方面。
5、西汉初年，黄老道家思想是统治阶者的政治指导思想。
6、基于清静无为的原则，《淮南子》作者认为君主治理天下，需要“法宽刑缓”，不可累施刑法。
7、罗隐认为明君具备的首要素质是仁德。
8、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贾谊主张礼法兼施，以礼为主。
9、王弼被公认为魏晋玄学的主要奠基人，就其理论深度和思想体系的完整性而言，其成就远胜于何晏。
10、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排佛倡儒的需要提出来的。
三、简答题（每小题12分，共36分）1、秦始皇文化专制思想及其影响。
答：秦始皇及其李斯承袭了商鞅、韩非的思想文化专制主张，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布“焚书令”，全面禁绝先秦以来的百家之学，将全国的思想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同时，还要求人们“以吏为师”，从而真正实现思想文化的“一体化”。秦始皇焚书烧毁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这正是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秦始皇的暴行不仅毁坏了我国的文化典籍，扼杀了文化的发展，也把专制统治推向了极点。这种极端的做法并没有带来长治久安，反而使社会矛盾激化，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2、西汉初年，统治者把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原因是什么？
答：其一，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来自于社会下层，对于秦王朝二世尚刑而亡的严酷教训不仅记忆犹新且有切肤之感，自然要予以汲取。
其二，汉帝国建立在秦亡的废墟之上，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民生艰苦的
破败局面。
其三，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甚为薄弱，新建的帝国实际处于某种内外交困的境地。
其四，强秦的暴政为法家学说带来恶名，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界呼唤一种能够纠秦之弊的学说。
3、傅玄提出赋役平均思想的原则及其意义。
答：傅玄提出征派赋役要遵守“至平”和“有常”的原则。所谓“至平”就是公平，所谓“有常”，就是从封建国家的公利出发，征派赋役要有一个明确而稳定的制度。
傅玄提出的这些征派赋役的原则，前人也曾提出过，非其独创，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为：前人只限于某个方面，没有像他这样将这些原则结合起来考虑；前人都是把公平概念和轻徭薄赋结合起来考虑，而他则把公平原则运用到赋役繁重的情况。
这种主张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豪强大族利用特权以逃避赋役的弊端，但它多少有助于减轻人民的苛重负担。
四、论述题（每小题17分，共34分）1、试述李世民政治思想的具体应用及其意义。
答：李世民政治思想的具体应用（主要内容）：第一，重民思想：包括仁政和民本；李世民讲论治田之道，处处离不开“仁义”和“仁政”。李世民以“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代表了贞观集团的共同认识。贞观集团在政治实践中所推行的政策大体上属于儒家的“仁政”范围，主要有与民休息、刑罚宽平、轻徭薄赋、减少土木兴建和战争等政策，儒家仁义思想对于李世民君臣集团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以法为治：立法、守法、执法；唐王朝是在隋末农民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李世民对民众的政治力量和作用有着亲身感受，承袭了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李世民作为封建专制君主，能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将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运用到治国实践中去，这正是贞观统治集团的高明之处。
第三,谏仪思想与政策主张：求谏纳谏、重农、轻徭薄赋、重贤、依法治国。唐太宗重视保持社会安定，关注民生疾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道家的无为而治政治思想。贞观君臣在论政的过程中反复提到人君要“简静”或“清静”，这正是道家“无为”所在达到的基本境界。
李世民贞观统治集团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合理部分。如若从历史实际看，贞观统治集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政策，并且创建了一代治世。其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理应肯定。
2、贾谊“民本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关重民思想的顶峰？
答：鉴于秦的速亡，特别是认识到了秦末战乱中民众反抗暴政的巨大力量，贾谊继承了传统的重民思想，强调民是政治之本。
他认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统治者必须学会调节和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他告诫汉代统治者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贾谊的这一论断，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关重民认识的顶峰。
贾谊“民本思想”的内容是儒家一脉的传统政治认识，战国时代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可以视为先秦时期重民思想的认识制高点。贾谊通过总结秦朝灭亡教训，将民本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贾谊看来，黎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固本”，在具体政策上就要仁爱民众，实施德政。正如古代圣王能平治天下，就在于他们有仁爱之德，能仁爱民众。具体言之实施仁政的要点有二：（1）统治者实行仁政以利民、富民。在具体措施方面，贾谊基本延续了儒家先秦一脉的传统认识。主要有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等。与先秦儒家思想相较，这些认识并无创建，不过，鉴于汉初百业凋敝、急于恢复生产的现状，贾谊的仁政主张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与汉初“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治国思路相符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减轻刑法，政不扰民。贾谊指出，统治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要慎用刑罚，不可扰民、伤民。他认为，统治者施用刑法的态度和方式是区别暴政与仁政的主要标准之一。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刑罚的宽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贾谊奉劝汉代统治者务必谨慎，宁失之有罪，也不可滥杀无辜。
篇二:《傅玄《马钧传》第二课时导学提纲》傅玄《马钧传》第二课时导学提纲
班级：姓名：小组：
1、疏通文意，把握文言重点字词句，了解文言传记的写作特点。
2、了解马钧的人生经历及主要成就，学习传主的努力钻研、缜密巧思、积极实干的精神，学习文章叙议结合的写作方法（类似于现在的评传）。3、理解马钧身上刻苦钻研的实践精神。【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重点文言基础知识，提高翻译文言能力。2、养成重视实践、不尚空谈的学习生活习惯。【导学流程】一、了解感知
马钧，天下莫不服其巧，堪称一代机械大师，然而他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一直不得志，虽然他曾作过给事中官，但他的工作仍然受到阻挠和蔑视，技巧一直未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尽管文学家傅玄曾几次在魏国贵族安乡侯曹义、武安侯曹爽那里推荐他，也还是没有受到重视。封建社会里当权者说空话，不重视科技实践。尤其是魏晋时代，改朝换代频繁，社会上清谈成风，崇尚“玄学”，当权者“不涉世务”，对科技事业很不重视。因此，对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史书上连一个完整的传记也没有。幸亏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摘引了一些我国古代机械大师马钧的故事，才让我们知道一些古代卓越的科学家发明成就。傅玄的讲求实际、注重实效，是难能可贵的。马钧对人类的贡献，虽然没有被封建贵族所重视，但他的发明创造却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几千年来，他的功绩和美名一直被劳动人民所传颂。二、深入学习
（一）思考：马钧在当时得不到重视的原因是什么？
思考2．传记中的马钧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传记中还有哪些人？对马钧的发明创造有什么不同的态度？
高二语文第1页
（二）请翻译下列句子
1、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
2、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
3、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三）请从课文中找出下列词句，认真看翻译，领悟这些句子的意思。
（一）指出下列句式特点。1、不自知其为巧也。
2、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3、乃皆易以十二蹑。4、闻贤不试以事。
5、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6、心乖于内，口屈于外。7、其功百倍于常。
8、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
9、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10、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
11、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12、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13、裴子者，裴秀。
高二语文第2页
篇三:《名词解释》1.《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即李耳，河南鹿邑人）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
2.劝百讽一：语出扬雄《法言》。“劝”是鼓励、提倡之意，“讽”是讽谏。“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所占比例的悬殊。杨雄认为汉赋应对统治者进行讽谕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篇幅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仅在结尾处流露一点讽谕之意，甚至适得其反，助长奢侈心理。“劝百讽一”之说虽是出于批评之意，却从本质上揭示了汉大赋的整体特征。
3.七体：汉初枚乘的《七发》“说七事以起发太子”，全篇韵散结合，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具备了汉代文体赋的基本特征。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傅玄成就}.
心”。
13.三表法：墨子的三表法是判断言谈是非的三条标准。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所谓“原之”，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立论的根据。“本之”是间接经验，“原之”是直接经验，都是属于归纳法的范围。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来判断真假和决定取舍。
14.“楚辞”：“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所谓“楚辞”，其本义即指楚地的歌辞。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翼骚序》），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西汉成帝时，刘向在前人纂辑的基础上，集录屈、宋诸作以及后人模拟之作为一书，统题为《楚辞》，于是《楚辞》又作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流传于世。
15.变风变雅：原出自《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16.诗序即毛诗序。汉代人为《诗经》所作的序，著名的诗歌理论，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为《关雎》题解之后作者所作的全部《诗经》的总的序言，小序是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每一篇的序言。一般而言《毛诗序》是指大序。17.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六义：诗经学名词。语出《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19.九流十家：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西汉学者刘歆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并分别指出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
20《九歌》：是《楚辞》篇名。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楚人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国殇》一篇，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王逸说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21.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22.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23.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风骨”一词，刘勰最先提出并给以正面阐述，见所谓“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而“骨”指文章的表现力，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洁、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表现上的上述特征。
24.太康体：太康，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公元280-289年）。太康作家，傅玄而外，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钟嵘《诗品序》）为其代表。其中，陆机、潘岳最负盛名，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二十四友”：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25.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些是古代必考的内容；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教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26.显学：“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
27.骈文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
28.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郊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29.十三经: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30.宫体诗“宫体”之称，始于梁简文帝。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体
的题材不外乎咏物和描写女性；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比较柔靡缓弱。
31.悼亡诗：古代哀祭文、悼亡诗词综述“哀祭”和“悼亡”，就名目看，都是生者祭奠、悼念死者的文字，但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哀祭”属于文的范围，而“悼亡”则归于诗词。
32.“《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朱子语类》）
33.采诗说：《诗经》采集的方式，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才是，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34.魏晋风流：也称作「魏晋风度」为文化史上的专有名词，「风度」原是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魏晋时期，
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
35.美刺教化：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先秦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诗歌美刺的功能。
36.风骚：风指《诗经》里的《国风》，骚指屈原所作的《离骚》，后代用来泛称文学，在文坛居于领袖地位或在某方面领先叫领风骚。
37.发愤著书：司马迁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38.五蠹：选自《韩非子》一书,是韩非的代表作品之一。全文共十七小节,洋洋洒洒七千余言,蔚为大观。所谓“五蠹”,是指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商工之民”五种有害于国家的社会蠹虫。这篇文章依据古今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用充足的论据阐明了法治的合理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严厉斥责了那些不利于法治的“五蠹之民”,并提出了养耕战之士的主张。
39.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及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败，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乱，礼乐崩坏。现实已动摇了人们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人的地位。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天”的地位已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高，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40.周诰殷盘：”指《尚书》中的《周书》和《商书>,,不顺口。指文章读起来不顺口。其意思是为了说明一些文章读起来拗口,从而证明读书应先选择对自己合适的。
篇四:《拟挽歌辞》论陶渊明拟挽歌辞
2014级史晨霞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生死命题也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这种哀叹人生短促的声音，已经成为诗歌中相当强烈的呼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魏晋之际，社会纷乱，战争频仍，变故迭起。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也多不能幸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在乱世之中更易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和人世的无常。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和生死问题探讨的兴盛；反映到文学中，则充满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王瑶先生曾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阮籍《咏怀诗》）等等，都慨叹了人生的短促，死亡的难免，但诗中少有对死亡的理性思考。直到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出现，才突破历代诗歌对生命感性的歌咏，将对死亡的思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挽歌诗，从题材本源上看，本是送葬时挽柩者所唱的丧歌，后固定为丧葬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般是对死者生平的追述，曲调忧伤，但内容较空洞，“主声不主文”（任二北《唐声诗》）。挽歌的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已有“虞殡”、“绋讴”（注：《左传》“哀公十一年”条：
“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庄子》：“绋讴所生，必于斥苦。”《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今本《庄子》中无此语。）。到汉末为止，挽歌已成为皇家丧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挽歌发展到魏晋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题材———挽歌诗。挽歌诗内容上已经脱离原有以曲调为主的形式，转而开始注重文辞。最初的挽歌诗以文人们歌咏丧葬为内容，多描写出殡埋葬过程，慨叹人死不能复生，亲友的哀叹。有的则以丧主口吻描写死后在墓中感受，诗的基调悲凉。魏晋文人“通过挽歌这种特殊的歌曲，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生死问题的困惑和悲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魏晋文人以挽歌诗的样式介入挽歌的创作，一变葬礼挽歌以声为主的特点，而强调文辞的作用，从而使这一题材突破礼仪的范围，从实用走向抒情，造成了文人挽歌与葬礼挽歌分流平行的局面。此时期的挽歌诗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泛咏，即咏挽的对象是不确定的，死者的身份是模糊的。魏晋挽歌诗往往以死者口吻来自述，但在描写上很少触及到私人情况，文人通过挽歌这种题材想要抒发的是人对死亡所具有的普遍感受和体验，因而往往也带有自挽的性质，这也是挽歌诗的创作动机。第二个特征是三首连章体。魏晋文人挽歌多为三首连章体，这些连章体之间，内容相关联，场景相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三首连章体是一种叙述性很强的形式，但由于在丧礼过程的铺叙中，各种感怀得以穿插其间，重沓往复，因而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现存资料中最早创作挽歌诗的是魏晋时期的缪袭的《挽歌》。其后西晋初年的傅玄、陆机也作有《挽歌诗》，缪袭和傅玄的诗都比较简短，内容较简单，大意都是从时日的不可挽留慨叹人生无常，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奈和悲哀。陆机的《挽歌诗》三首篇幅较长，内容上夹着生者追挽和死者自哀两种
内容，则较前者更进一步。一直到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出现，才使挽歌诗的发展达到高峰。
《拟挽歌辞》是陶渊明拟汉乐府旧题所作的三首五言诗，颇受历代学者推崇。李泽厚赞叹它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像这样动人地吟咏人生之死的诗，差不多可以说绝无仅有。这里有一种深刻的悲哀，但又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哀伤。它以一种极为冷静的眼光去看人生的死。”其写作时间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诗文系年》中将《拟挽歌辞》列为陶渊明五十一岁作品（逯氏认为陶卒于元嘉四年丁卯，时六十三岁），理由是三首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之句与《与子俨等疏》中“天地赋命，生必有死”的句式口气如出一辙，故二者当作于同年。且陶潜“年在中身，疢维痁疾”（颜延之《靖节先生诔》），感叹死亡将至而作挽歌辞在情理之中。陶渊明四十六岁„„渊明在家闲居。《拟挽歌辞》三首约作于是年。《文选》卷二十八有缪熙伯（袭）《挽歌诗》一首五言，陆士衡（机）《挽歌诗》三首五言，渊明此三诗当系拟缪、陆等人之作。缪诗曰：“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从死者方面立言。陆诗其二曰：“人往有反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亦从死者方面立言。盖魏晋文人有自挽之习，且非必临终所作也。陆机仓促间死于军中，而诗言送殡盛况，显非临终所可想象者。渊明《拟挽歌辞》其一曰：“娇儿索父啼”，其幼子佟盖生于渊明四十六岁前后。《和郭主簿》：“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本《汇考》系于四十五岁下，然则《拟挽歌辞》系于四十六岁下出入不致太大。旧注及各家所撰年谱系皆此三诗于临终前，恐不妥。又，细玩《拟挽歌辞》，诙谐达观，想象死后情形，绘声绘色，语带讥讽，《自祭文》回顾一生
之艰难，于死后情形反觉茫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二者显然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心境下所作。《自祭文》乃逝世前不久所作，《拟挽歌辞》系壮年所作。”而另有学者认为此三首诗为其临终前的绝笔。“四二七年（文帝元嘉四年）五六岁，九月卒。作《挽歌诗》三首————诗云，“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与《自祭文》“律中无射”合，可见是属纩时作，时年五十六。”（“律中无射”指九月。古人制长短不同的十二律管，以定乐器清浊高低。古人通常以十二律配一年的十二月，无射恰与九月相当）。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笔者倾向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诗文系年》中对此诗时间上的推断，即此诗应该为作者在大病之后，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作的，诗中体现了作者面对死亡的达观思想和镇静态度。陶诗的一大特点，即是多“赋”笔，少用比、兴。故语虽浅近而涵义深远，虽语出平淡但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苏轼对此总结为“癯而实腴”。
这三首诗全部是作者假想之辞。作者或设想自己死后情况和心情，或以第三者眼光观察死后的自己和周围的人事，而自身这一主体反而客观化了，构思非常精巧。第一首开宗明义，直接谈到生与死。“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人有生则必有死，且无所谓长短寿夭，早终亦非短命。这是贯穿全诗的主旨，也是作者生死观的具体体现。接着，作者勾勒出人由死到生的全过程，人死后灵魂已散，只剩下躯体留存于棺木之中。儿啼友哭，而我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之事，自然也就不必计较了。最后两句也道出自己的唯一遗憾，就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两句诙谐中透着旷达，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世说新语・任诞》中所记载的西晋张翰（季鹰）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一个恨生前饮酒不足，一个愿即
时努力饮酒，语句虽有出入，但对“生前酒”与“身后名”的取舍是一致的，都是慨叹死后不能饮酒。从这些诗句来看，他们都是用酒这一实在物来映衬死后的空虚，把能饮酒视为生命存在的一个体现。第一首以酒作结，第二首便从酒入笔，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一反上首的诙谐旷达，字里行间透出几许悲哀。昔日饮不得足的美酒今日已成墓前摆设。亲友们哭泣在我的身旁。自己想说说不出来，想看眼睛看不见。往日安寝高堂，今日只能独眠荒冢。一朝出门而宿于荒草之中，便永归于黑暗之中了。第三首由前面的受奠转而写到出殡，尤其重写在埋葬后独处荒郊的孤独寂寞。这首应该是三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这首写的是出殡下葬的过程。前两首写死者的感受，而这一首则突出写了送葬人。诗开始描写了墓地的环境：“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茫茫”、“萧萧”构出一片萧条和荒凉。在严寒的九月，送葬的人们来到荒凉无人的郊外，马在嘶鸣，风在呜咽。当幽深的墓门一旦关闭，纵使千年也难再开启。无论贤士达人，也抵挡不了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刚才送葬的人，一俟棺木入土，幽室永闭，便纷纷离去，家人亲戚或许还有悲哀，而别人早已忘却哀伤，继续自己的快乐去了。死亡本来就是平常事，就让我的躯体托付给大自然，同青山一起永存吧。这三首诗并非独立成章，而是相互关联，用顶针续麻的手法，联章叠咏，把丧礼整个过程分为收殓、祭奠、出殡、送葬、入棺等场景，分入三章，前后衔接，首尾相联。诗中一边叙述丧礼进程，一边想像每个场面中的情景以及死者的状态和反应，并抒发感慨，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从主题上，三点相连，构成一个统一的主题，极好体现陶渊明的生死观。
陈寅恪先生将陶渊明的生平思想概括为“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
篇五:《咬文嚼字》成语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东方日出处，指早晨；桑、榆：指日落处，也指日暮。比喻开始在这一方面失败了，
最后在另一方面取得胜利。出自：《后汉书·冯异传》：“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2.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厚德载物：重视品德像大地一样能容养万物。形容品德像地一样容纳百川。出处《易经》有坤卦，其《大象》
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4.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是作者自说在亭子里真意不在喝酒，而在于欣赏山里的风景。后用来表示本意不在此而在别
的方面。出自：宋·欧阳修《醉瓮亭记》》：“醉瓮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琢磨。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原比喻别国的贤才可为本国效力。后比
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出自：《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