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力量

篇一:《国共空军1958年抢夺台湾海峡制空权内幕》

国共空军1958年抢夺台湾海峡制空权内幕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著名战斗英雄杜凤瑞，1958年10月10日，在福建龙田地区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F-86飞机2架。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7年第8期，作者：钟兆云，原题：《炮击金门前奏曲》

焦点在空中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８日，北京城华灯初上。在京的元帅和各军兵种领导人齐集怀仁堂。此际，由于美军、英军入侵伊拉克、黎巴嫩等地，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进步舆论都在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蒋介石集团却企图乘机扩大事态，在金门、马祖和台湾先后举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和袭击，并于７月１７日宣布‚特别戒备‛。

在军委这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他说：炮击金门，意在击美。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局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为保护炮击金门的地面部队安全，空军航空兵须紧急进驻福建、粤东作战机场。对金门大规模炮击过后，国民党空军定会大举出动，对大陆前沿炮兵部队及重要目标进行轰炸，因此，解放军空军必须提前行动。

毛泽东指令空军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前线指挥机构，并幽默地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你准备派谁做先锋，是赵子龙还是林教头？

刘亚楼推荐指挥过朝鲜空战的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毛泽东大手一挥，定下人选：就让聂凤智去！

毛泽东提前告辞，把具体计划部署像一份考卷留给众将领。

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继续主持军委会议，决定７月２５日为炮击金门时间。他对坐在前排的刘亚楼说：这次作战虽然主要是使用炮兵，但焦点在空中，除非复杂气候限制，空军一定要在７月２７日前进入福建、粤东的作战机场。

刘亚楼一挺胸脯，大声回答：请军委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早日入闽作战。

此时，人民空军经过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和航空工业发展的‚补氧‛，

１９５７年又合并了防空军，羽翼渐丰。战机大部分为米格－１５、米格－１７。歼击航空兵有１３个团（每个团有飞行员３５至４５名）能全天候作战，有２０个团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白天复杂或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作战。轰炸航空兵一个杜－４中型轰炸机团和一个伊尔－２８轻型轰炸机团，能全天候执行任务。其余的１１个团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气象、部分能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

新中国成立９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句歌词在紧靠台湾的福建却仍然唱不响。因为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可以随便进出，神气活现。

１９５４年，空军入闽大事提到军委日程，并打算先把杭州的空十团转移到福建。空军行动，要比陆军麻烦得多，没有机场不行，没有油库供不上油料就跑不动飞不了，没有通信和雷达只能成为聋子瞎子，还有指挥线路、气象线路和调运线路的设臵等。而此时福建只有一个福州义序机场，显然无法满足空军入闽之需，急需抢修几个机场。１９５５年初，政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修建福建机场的指示后，刘亚楼命空军工程部部长亲率地勤机构入闽，负责勘测机场及修建等事宜。两年内共抢修了福清、龙田、莆田、惠安、泉州、厦门、漳州等几个一线机场，数量之多，占全国之首。还打算在闽西、闽北修两三个二

线机场。

后因情况有变，空军入闽行动暂且搁臵。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空军电转国防部６月１２日批示，将由福州军区代管的防空第一军改称空军第一军，并划归南京军区空军建制。但这时的空一军，只管高炮、雷达、探照灯和机场修建，没有飞机，基本上是个‚空‛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空军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尽遣猛师劲旅南下，在东南沿海上空与台湾国民党空军展开一番争夺沿海制空权的较量。但空军入闽行动一波三折，主要缘于夺取邻近海峡西岸福建、粤东的制空权，不仅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问题。

从军事上讲，此时国民党空军共有６个联队，下辖８个大队，拥有飞机６４６架，空勤人员全系美国训练，飞行员大都飞过四种复杂气象，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美军在台湾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航空兵力量，装备有最新式的Ｆ－１００型战斗机；从日本、菲律宾以及第七舰队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随时可至。它们既可撑起台湾上空的保护伞，又能作为台湾空军进入大陆作战的后盾，以使国民党军毫无后顾之忧地倾全力与红色政权作战。从政治上讲，由于美国海、空力量进入台湾海峡庇护，而人民空军进入邻近台湾海峡的福建沿海作战，弄不好

就会给美国人以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

毛泽东对空军入闽作战极为慎重。１９５６年，彭德怀曾策划过空军入闽行动，有的空军部队都已出动了，但临时被毛泽东否定，要刘亚楼紧急召回部队。

１９５７年岁尾，当蒋介石公开叫嚣‚反攻大陆‛时，毛泽东于１２月１８日指示‚请考虑我空军１９５８年进入福建的问题‛。空军入闽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紧张而又极其机密地展开。

１９５８年１月，刘亚楼率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及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并邀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前往福建前线，向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等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共同研究空军入闽的各项问题。

为了对福建交通有个详尽了解，顺便察看地形地貌，刘亚楼率领这个高规格的将军团特地坐火车南下。他欣喜地看到：在各方群策群力下，福建地区的机场网已初步形成（二线机场还不足）；连接江西鹰潭和福建厦门之间的鹰厦铁路已通车，这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连接省会的南（平）福（州）铁路亦将通车，对空军入闽后的物资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

篇二:《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是深

远的。中美关系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互动、危机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以及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显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关键词」台湾海峡危

机/中美关系/亚洲的冷战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注：有

关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参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

湾海峡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5期。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资中筠、陶文

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美国的危机决策完全体现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外交的本质特征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和实践，并由此决定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势。而50年代中后期

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美关系在两

次台海危机中的互动及其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突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

一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冷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

比苏联更为严重的威胁。195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宣称，美国面临的“中心

问题”就是“由侵略成性的和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同苏联结成紧密同盟并在苏联的支持下，控

制了中国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1]（p294）。1954年4月10日国家安

全委员会在题为《美国加强在远东地区之力量地位的战略》的文件中再次强调，按照西方的

标准，中共虽在战略和战术的机动性、空军力量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落后，但如果有苏

联的支持，“即使仅仅依靠其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也能组成令人可怕的军事力量”。如果没

有美国的抵制，“中共就可以征服整个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而言，主要的直

接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共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1]（p411-421）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美国亚洲政

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共”，并强烈建议不论是否有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最终会同

中共发生战争而别无选择时，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完全赞同”。[1]（p750-751）因此，

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遏制与抵

抗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颠覆”和“扩张”。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至

关重要的两个战略目标包括：第一，实行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消除“中共在中国大

陆的统治”；第二，加强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保持“太

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而台湾在美国实现上述两个战略目标中的地位起码在整个50年代

和60年代中期以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美国第一个战略目标，195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在讨论第一个对远东的政策时就强调，没有中共从苏联的轨道中脱离出来，就永远不会

演变出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同美国友好并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行事的中国”；

而这种局面的出现，要么通过“北平政府对莫斯科的背叛”，要么通过国民党政权或亚洲其他

反共力量“彻底消灭这个政权”。该文件甚至宣称，只有彻底消灭这个政权，才能实现美国的

目标（注：1953年4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NSC148），U.S.DepartmentofState，

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52-1954，vol.14：ChinaandJapan（Washington，

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85），pp.175-179.）。[!--empirenews.page--]同

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题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

件。文件强调，对中共做出任何让步或采取灵活性的政策，都不能“劝导中共按照美国可以

接受的条件，同意解决主要的突出问题”。因此，美国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

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的增长，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

削弱中共的相对实力地位。[2]（p297-298）这种政策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指导美国亚

洲政策的基本纲领。在1959年9月25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台湾海峡力量}.

会第5913/1号文件中，美国坚持其亚洲政策的目标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阻碍亚洲共产党

政权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实力，特别是中共的实力；削弱亚

洲共产党政权的地位，特别是中共的地位。”美国决策者无疑认为，“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中

共从俄国人那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从而给俄中关系造成更大的紧张。这样，福摩萨的中国国

民党政府就成为使中共与苏联分裂的重要工具”。[3]（p1814）同时，保持“太平洋岛

屿防御链”的完整，是冷战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支柱，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军方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就认为，防止台

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保持台湾“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

益。1954年4月至7月，美国陆军部派以范佛里特（JamesVanFleet）将军为首的调查团

到远东考察。在10月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范佛里特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良好的

训练，准备充足，战斗经验丰富，富于进攻精神，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巨大财富”。他强调，美

国过去在考虑使用韩国、台湾的军事力量时，过于偏重其防御能力，过于忽视其在对付共同

的敌人——中共方面的进攻能力。为此，范佛里特建议，为准备同中共进行“无限战争”，美

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潜力。[1]（p953-955）1957年10月4日，国

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

（NSC5723）。该文件肯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中至关重要的战

略价值，重申了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的地位，并高度

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和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所做的贡献。这

样，“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决定了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决策者相

信，“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在杜勒斯看来，

“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国民党军队就可

以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因此，假如“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

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4]（p612-616）由于对东亚政策的战

略目标的考虑以及对中国炮击行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美国首先把中国的炮击行为置于美国

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把炮击视为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

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所进行的挑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因此对中国炮击的反应是强硬

的。1955年1月杜勒斯在向参议院阐述他对中共“侵略”的看法时说：“我绝对相信，假如

美国不对中共的掠夺做出明确、强硬和坚定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把

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到那时，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或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全面战争„„

或完全放弃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注：1955年1月20日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参见SenateForeignRelationsmittee，ExecutiveSessionsofthe

ForeignRelationsmittee，HistoricalSeries，Vol.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empirenews.page--][1][2][3][4][5][6][7]下一

页，1978）。）杜勒斯在1959年1月16日同米高扬会谈

时仍然强调，远东地区存在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使

用武力将美国赶出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政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不会被武力

从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赶走。杜勒斯坚持认为，中国同越南、朝鲜和德国

一样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以武力寻求重新统一几乎注定要导致全面战争。[5]（p514-515）

美国在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和不妥协的。它拒绝承认中国，继续支

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1959年1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特别助理格雷（GordonGray）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Herter），试图

改变美国在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考虑到中共作为一个地缘政

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赫脱在1月30日给格雷的备忘录中否

定了上述建议，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同整个远东局势割裂开来去单独制定对中共的政策是

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赫脱认为，面对中共力量的增长和扩大，美国基本上有两条不同但又

相互补充的行动路线：一条是，“我们寻求在东亚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作为遏制北平扩

张的手段”；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线是，在中共的周边地带增加“自由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

定，“中共力量对自由亚洲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是决定和实施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中心

内容”。为此赫脱强调，鉴于这种考虑，制定新的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必须同时考虑制定新的

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旦新的全面的远东政策出台后，才能考虑对中共的政策这个“特

殊的问题”。[5]（p512-513，516-518）1960年12月6日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

分析》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在远东地区建立中国的霸权，这一政权将会继续强

烈地反美，它会随时随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不遗余力地在亚非拉地区制造麻烦和混乱。”[5]

（p741）由于两次台湾危机而更加定型的对华政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

国在面对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国际态势时才有所松动、调整以至改变。美国的危机决策过

程还显示，信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以及威慑战略在危机中

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美国之所以坚持协防沿海岛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

炮击金门所凸现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而是台湾和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问题。因此，这些岛

屿不仅对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于一旦失去这些岛屿，国民党的士气将严重受挫，

导致更为重要的其他地区的丧失，随之产生的“多米诺反应”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杜

勒斯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始终坚信，如果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这将对台湾岛上反共亲

美“政府”的威望和军事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颠覆以及（或者）兵变行动，这种

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个最终会赞同与中共统一的“政府”出现，并消除美国在台湾岛上的地位。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将严重恶化由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半岛据点所组成的反共屏障，这个

反共屏障由日本、韩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尼

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会全面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

的地位，甚至还有冲绳，都是防守不住的，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落入中苏的势力

范围。当然这些事态并不会马上全部发生，但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这在远东产生的后果，

远比美国允许中共在苏联的援助和煽动下夺取中国大陆的后果更为深远和更具灾难性。这些

不利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

美国决策者无疑坚信，如果美国放弃沿海岛屿，将会动摇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整个亚

洲国家在心理上的倾向将有利于共产党，北平的声誉将达到新的高度”。[5]（p137）

[!--empirenews.page--]因此，沿海岛屿就成为美国信誉的象征，美国甚至准备冒同中

国乃至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去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决策判断在美国的威慑战略

中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干涉黎巴嫩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就对假如不积极应对而可

能出现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杜勒斯在1958年6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

指出：“如果夏蒙请求我们干涉，我们不做出反应，这将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每一个亲西方

政权的终结。这种局面使我们无法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

上杜勒斯再次强调，如果夏蒙请求而美国不采取行动，那将严重削弱外围国家的信念，“我们

的失败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包括北非、苏丹和利比亚„„以及整个苏联的外围地区„„

我们不作出反应将使得从中东到远东整个苏联外围亲西方国家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伊拉克政

变后，杜勒斯7月14日在白宫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美国在整个中

东阿拉伯世界中丢掉影响，“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苏联，处于更为虚弱的不利地位”。

[6]（p137，166-167，219）同一时期以及稍后的柏林危机同样说明美国的危机决策中所突出

的上述问题。就亚洲的冷战而言，这种基于冷战战略的决策理念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都得以充

分的展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根源。出于上述战略考虑，

美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反对放弃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和马祖。1959年5月1日，国务院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NathanTwining）

建议，美国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应协防金门和马祖，而不是其他沿海岛屿。参谋长联席会

议在1959年7月24日给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NeilMcElroy）的备忘录中也强调：美国积

极协防沿海岛屿的基本前提是，防止国民党的大量部队被消灭，保证台湾和澎湖的防卫安全。

国务卿赫脱在1960年7月20日向国会议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Bowles）解释对沿海岛

屿的政策时强调说，只要有必要对国民党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美国就会去协防沿海岛屿。

[5]（p559-561，575，699-701）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主张坚守沿海岛屿。1959年7{台湾海峡力量}.

月28日的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分析》判断，中共在最近一两年不可能对主要的

沿海岛屿发起进攻，“除非北平逐步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防卫沿海岛屿的决心已经削弱”。

1960年9月6日的《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再次强调了沿海岛屿对台湾和美国安全的重要

性，文件突出了三点考虑：第一，不论是通过进攻还是由于撤退而丢失主要的沿海岛屿，都

将对国民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使美国同国民党的关系极度紧张；第二，如果沿海岛屿由于

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丢失，那将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守卫台湾的能力将大大降

低；第三，不论美国介入与否，一旦沿海岛屿丢失，那将损害美国在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声誉，

而“成功地协防沿海岛屿将使得非共产党国家更加信赖美国的力量和决心”。[5]（p580-581，

717-718）在1962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前夕，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就沿海岛屿问题再次展开

政策辩论，军方坚决反对弃守沿海岛屿。1962年6月21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

长助理保罗·尼采（PaulNitze）在一封致国务院的函件中，充分论证了美国不能放弃沿海

岛屿的诸多原因。他强调，沿海岛屿同台湾、澎湖的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了从阿留申群岛到

澳大利亚这条岛屿防御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厦门和福州这两

个重要的口岸，使得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同时，它们还为台澎提供早期预警、

监视侦察和心理作战的[!--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基地。如果美中之间发生战争，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宝贵财富，从这

种地方撤退在军事上是荒谬的。在军方看来，沿海岛屿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政治、

心理价值，保住这些岛屿连同保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的地位”，将继续构成中共占领国民

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美国在这里失败，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威信，降低对美国有决心在世

界各地坚定地防御共产党进攻的信誉。[7]（p264-266）国务院此时则倾向于判定沿海

岛屿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战略价值，主张对国民党给予极大的利诱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其撤

出沿海岛屿。这些意见曾反映在1962年3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关于政策和

行动的指导方针》的文件中。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出沿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国务院也不

得不承认：让蒋放弃沿海岛屿不是短期目标，现在不应修改政策。因此，当6月22日负责远

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喝茶

时，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地区集结重兵的意图，并在谈话中强调说，如果中共攻打金门等沿

海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多勃雷宁对此吃惊地问：“你们要协防沿海岛屿吗？”

哈里曼回答说：“为什么不？”哈里曼虽表示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的进攻不

会袖手旁观。[7]（p264-265，267-269）在坚守沿海岛屿的方针的指导下，第二次台海

危机后期及危机结束后美国同国民党达成的削减沿海岛屿驻军的协议，并未得到有效地执行。

金门驻军在1958年秋天时为86000人，而1960年6月仍为69632人。不仅如此，美国继续{台湾海峡力量}.

以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力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59年4月4日，特文宁宣布，美国将帮助

国民党军队更新飞机，以替换现有的F-86型佩刀式喷气机。同时，美国还向国民党军队提供

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加强其海军力量。因此，1959年3月的《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

告》着重指出，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并没有由于台海危机而受到损害，国民党的士气非常高

昂。[5]（p548）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出，冷战期间指导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观原

则，是如何把对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只有有限的重要性或者根本就毫无重要性的边缘地区包

括在内。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决策是典型的危机决策模式。美国的危机决策不单单

是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因素，还涉及到美国国内政党政治、舆论、盟国关系等因素的互动关

系。如前所述，如何处理沿海岛屿问题，是危机时期美国决策的关键。美国决策者从国家安

全利益出发，坚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战略思想，将协防沿海岛屿同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保卫台湾以及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信誉联系起来。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危机的高潮，而且也使得美国的政策陷于困境。同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相比，美国的决策则表现得过于僵硬、被动和缺乏弹性。美国处理危机的真正决策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的重大决策，如联合国“停火案”的考虑、“新政策”的提出、封锁计划、雷德福—饶伯森使命以及如何处理中美日内瓦会谈等，第二次危机中的护航方案、处理同盟国的关系、美台《联合公报》以及加强沿海岛屿军事力量的建议等，均是由杜勒斯定夺，艾森豪威尔对危机决策虽有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但他基本上按杜勒斯的路线行事。同时，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方式也并非是“坚定而灵活”地避免台海地区战争的爆发，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僵硬而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另外，过分依赖情报机构也是美国危机决策的重要特点。美国的危机决策还表明，盟国和舆论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影响和制约杜勒斯的决策，相反却成为美国处理盟国关系特别是同国民党及同英国之间的棘手关系的主要借口和手段。[!--empirenews.page--]美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决策反映出军事手段在解决冲突和危机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双重性。美国决策者毫无疑问地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快速反应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危机的解决。1958年12月下旬，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司令史慕德（RolandSmoot）在总结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指出：对台湾紧张局势的遏止，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部署军事力量方面的快速反应；美国的反应极有可能阻遏中共进攻一个或更多的沿海岛屿，并使国民党相信美国采取行动的坚定立场和能力。[5]（p504）国务院1959年2月下旬完成的一份文件断定，中共尊崇的是强硬立场。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美国的意图，如果它们摸到的是软弱而不是力量，那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进攻，其后果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因此，“抵御共产党此类侵略不仅需要美国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同样也需要保持强大的核力量”。1959年3月的一份题为《中共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意图和可能的行动路线》《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和判断：中共突然终止危机“主要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果加大军事压力使之可以成功地封锁金门，那将会带来同美国的敌对状态”，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5]（p548）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暴露出核武器的作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局限性，核武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定削减驻扎海外的美军；同时，为了解决由于常规力量的削减而可能出现的军力下降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下令以每天一件的速度生产核武器。他雄心勃勃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将完全证明削减常规力量是正确的。”以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新面貌”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无疑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解决危机和冲突时更寄希望于核武器。但两次台海危机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并成为危机后美国决策层反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太平洋舰队总部在1958年底呈送太平洋部队司令费尔特（HarryFelt）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明显怀疑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台海危机表明太平洋舰队能够采取“快速紧急应急行动”虽然是没有困难和不费力气的，但“由于过分依赖使用核武器，紧急行动的计划是有欠缺的”。为此报告建议，“应该检查使用常规武器系统的能力和计划，为在除核战争以外的各种情况下采取行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8]（p141）；

[9]（p390）国务院1959年2月初的一份文件也明确指出，当外交谈判、政治压力和世界舆论都一起反对侵略者的时候，常规武器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可以阻遏进攻，或起码可以阻遏继续炮战。此次危机显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就是防止敌对行动扩大为一场核战争。假如美国在此次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要么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的残酷选择”。文件虽然同意，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是

篇三:《台湾海峡风云录(一)饮恨金门》

台湾海峡风云录(一)饮恨金门

1．攻金时间一再推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在厦门战斗后，紧接着发起金门战斗。叶飞在这场战斗中，留下的却是难以忘怀的惨痛教训。

究其失利原因，话还要从筹划漳厦金战役说起。那时，福州、厦门还在敌手，金门只有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的第五军、二十五军(留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