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分析(精辟)》
《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从“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和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出发，进行了对曹刘政权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1、曹操：
首先，作为一代霸主，他雄才大略、见识高超。这一方面在与同为奸雄的袁绍的外宽内忌、多谋少决的对比中突出得更为鲜明。如曹操入冀州后，有须发皆白的父老数人跪于地，说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歌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使百姓“可望太平矣”。
其次，虽然曹操奸诈巧伪，但同时也具有仁德之心，争取民心，爱惜百姓。他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为必患，但是他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为也。”在关羽挂印封金离去时，曹操又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赞扬曹操有王霸之度，休美之心。
再次，曹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他领州牧之后，就急忙“招纳贤才”，荀彧来投奔，他认为是“吾之子房”；郭嘉应聘，曹操以为是“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荀彧与郭嘉后来果然成为曹操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典韦、张辽、庞德等人，或是自来投奔，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但另一方面，曹操信封的人生原则又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当争取民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抵触时，她就会视民命如草芥。如杀吕伯奢、血洗徐州。同时，对待部下，他是阴险和残酷的，如借仓官的头来稳定军心，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假名借势之举，确实是一种明智的表现，是他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手段。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因之小说一再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2、刘备：
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仁德爱民、宽厚诚信、知人善任的明君典型，作者对刘备的描写塑造寄托着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
首先，《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渲染刘备的仁德爱民形象，大力凸显了刘备的仁君形象。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当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
篇二:《毕业论文曹操形象分析》《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分析
学生：张婷指导教师：焦凤祥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恶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一提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个大奸臣，狡诈、多疑、假仁假义、十分奸险；但他的宽宏世无其俦，他的诚挚更能令人叹息弥襟。他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一）怀不臣之心,生性多疑,残酷好杀,奸诈多变的曹操.《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无比，每一个人物的立场分明,爱憎清楚.在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挖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曹操把权诈,奸猾,多疑用到了极至.在同窗好友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官渡大战的许攸前来投奔."曹操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然后他"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可支一年","有半年耳",直到许攸一下子拆穿粮食已尽,曹操这才愕然不已.许攸以诚相投,而曹操这一
本正经的真言竟是满口假话,这就是奸雄之奸.
在赤壁大战被烧得焦头烂额,慌忙逃跑来到华容道,曹操发现一大道与一羊肠小道,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我今天非要反其道而行.奔有烽火的道路走,结果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之前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操多疑的一面,成就了诸葛亮.曹操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疑是他吃败仗之原因.正如诸葛亮在"智取汉中"时对曹操的评价:"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为使曹操与刘备在这些方面形成鲜明对照，《三国演义》确实写了不少曹操的急、暴、谲，并对此类欺君、诡诈、残暴、利己的言行，直言不讳地予以贬斥：“此是曹操奸雄处”，“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处”。
（二）重视人才,以诚待人,有胆有识的曹操.
.《三国演义》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笔墨去描写魏,蜀,吴三国争取人才的斗争.可以说曹操,孙权,刘备他们在争取人才这点上,都是不遗余力的.曹操是一个懂得识别人才且重视人才的政治家.作者充分表现了曹操所具有的这方面的性格优点,他能够识别人才,且又能使用小恩小惠的方法收拢人才,为他的政治野心服务.一开始就实施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在起兵创业阶段,他有这样的观点:"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是指谋臣泛指谋略,智慧,"力"是指武将,泛指军事力量.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剪灭群雄的保证,而且对人力资源的认识也非常人所能比拟的.比如在当时那种"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能与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并力荐于皇上.虽后来刘备乘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曹而去,至此,曹操也不深加追究"彼既去,若再追,恐成怨矣."……礼遇关羽更是小说中脍炙人口的文字,他极力收关公为己用,百般优待,以动其心.但关公终挂印封金而去,这时曹操力排众议,不但不派重兵追他,迫其就范,反传令一路放行,并亲自为关公送行.这一事件的描写主要是为了表明曹操爱才的优点.小说中曹操"不念旧恶"的故事也屡见不鲜:"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术",王修无视曹操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仅不怒恼,反而视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这镇南将军."凡此种种,都颇得人心,也符合曹操集团的长远利益.而且,曹操更有一个可贵作风,那就是从谏如
流.曹操虽机谋出众,但并不刚愎自用.小说中虽然也有拒谏孤行的情况,但并不多见.既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给予鼓励.如击乌丸凯旋后,其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谏者",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法,诸君之谏,乃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如此胆识,难怪后人赞曰:"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兼谋并智,其谁不欢因此,官渡之战中曹操能在相持阶段向荀或讨教,并一举反攻为胜,郭嘉病亡征途,他能在悲痛欲绝之中,仍一丝不苟地按其遗计行事而平定辽东.
除此之外,曹操对自己的武将的态度亦是如此，三军将士无不为之感动.虽然有刘备"泣送徐庶","三顾茅庐",孙权抚周泰的故事,并传以千百年的佳话,但若除去扩大了的拥刘反曹的偏见,与曹操之两祭典韦,三哭郭嘉,痛悼庞恐可差比.曹操是识人才,爱人才的.并且曹操的爱是真诚的爱,不象周瑜那样爱孔明之才,其爱便是杀,形似杀了孔明,天下就太平了,东吴就太平了.也正是由于曹操能谦恭下士,广招天下英杰,他的帐下才集中了许多的谋臣武将,其人数之多,能力之强,都远远超过了刘备,孙权.
（三）才华横溢,狡诈多变,胸怀大志的曹操.
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文中所描述的在曹操征战张绣的途中,天气炎热,道上严重缺水,将士们都口渴难耐,军心涣散.此时曹操心生一计,用鞭策指前方说:"前面有梅林,可取来解渴."军士们听了无不口内生津,便不知渴了,征战得以胜利.
官渡之战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正由于曹操的人才政策救了他.在这场战役中,他全赖三个人——刘晔,荀攸,许攸.曹操能接纳能人之言,取得最终胜利,这全在于他的用人之道.我们可以细分来看:刘晔,荀攸,许攸都是人才,献计献策,有化险为夷之功,可以说一计敌万人,能接纳他人之言.故袁绍兵多也不足为惧,正所谓兵不在多,在乎能!
（四）作为一名政治家,曹操具有大气,实在,慷慨多情的性格特点.
曹操的不臣之心,残酷好杀,狡诈多变这些劣迹演义已有大的渲染.但文中亦表现曹操正面之处,如曹操的政治,军事方面上的才能和成就.小说中也肯定了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最大的成绩就是统一了北方,消灭了那里诸侯割据的局面,发展了经济,人民得以修养生息.在小说中曹操的形象给人以大气,实在,慷慨多情的一面.作者为了表现其大气的一面,在对他的一些小事上的描写也是花了不少笔
墨的.另外,曹操的慷慨多情是他的人格魅力的又一条,曹操虽然残酷但并不暴虐,冷酷但并非无情.他虽然杀了不少人但也未必想多杀,他原本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是你死我活的,面对一个个凶险的敌人,他不得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错杀无辜.但热爱生命重感情还是他的本性.他杀人不眨眼但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但又通情达理,慷慨多情真豪杰.文中描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他对为袁谭,孔融哭尸的王修,习脂就很放了一马,甚至还送去了礼物.对部嘉的英年早逝悲痛的死去活来的描写就更别提了.所有的这些描写都是作者为了表现曹操作为伟人而不同于别的伟人的一面,塑造出曹操这一有血有肉,奸诈阴险而又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的需要.
从上述一类表现中，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曹操性格的另一大系列：忠君、诚实、宽厚、仁慈、重义、爱才、勇敢、多智等。它们与刘备所说的急、暴、谲，同样都是曹操性格的基本要素。曹操性格的整体，就是由这正、负两个系列中那些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多种元素组成的一组组组合单元，即欺君与忠君、诡谲与诚实、残暴与仁慈、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愚蠢与多智、胆怯与勇敢、利己与大公、罪过与功德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
这些画龙点睛式的盖棺定论与作者赖以立论的大量描写，都告诉我们：《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不只是善恶并举，有贬有褒，而且在用盖棺定论对其一生作整体性评价时还是功大于过，褒多于贬的。这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后世读者和编导的足够注意。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确实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的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具有雄才伟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人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曹操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到后来的统一北方,都对他的这一性格作了充分的描写.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
曹操的形象基本上达到了艺术真实性.文学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像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
篇三:《《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的小人、“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又真假难辨。其实，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的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大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名义上的国祚。假若曹操是奸臣的话，那么，二袁、刘表、刘备、孙权等人中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大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曹操是奸臣吗？关键词：曹操精神思想丰富唯才是用悲剧英雄
在丰富多彩的明清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分支。而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西方哲学诠释学认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成书以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正是在历代读者的诠释和解读之下才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使这部作品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拥刘反曹”思想是《三国演义》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三国演义》这一“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在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删改、评点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使《三国演义》的正统色彩和伦理道德观念更加浓厚。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品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把他归为反面人物，并加以夸张，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的曹操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曹操在大众心目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然而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下面笔者将从三个层面讨论一下个人对曹操的解读。
一、一个精神思想丰富的人物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并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但却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以知人著称。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三国志》中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亦认为其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精神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董卓作乱，群臣束手无策、无奈痛哭之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
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曹操便提出了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尽管未获得成功，但他顺便来个跪地献刀，暂时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从此，召义兵，会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条举义讨贼的路上，他历尽艰辛与磨难，却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勇于进取，足见其政治家的风度。
（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事的博大胸襟。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曹操的自信，袁绍、袁术、刘表等无论见识、才干、能力、用人的确都不如曹操，这点是无可争议的。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求贤若渴。他身边的文臣阮瑀投其门下时颇有些喜剧色彩。当初，曹操闻其名，征阮瑀出来做官，阮瑀不应，曹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只得出山，投其门下。这就说明曹操求贤若渴。不仅如此，徐庶、关羽、周瑜他都想聘其门下，他曾以强力乃至欺骗将徐庶骗至营帐，而徐庶到达曹营后方知上当，从此徐庶一言不发，一策不献。曹操攻下徐州和小沛后，劝降关羽并约法三章，其中一条便是：“如果有一天找到刘备下落，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追随哥哥而去，请丞相勿拦。”关羽降曹后，曹操美酒玉食，锦衣美女，好生伺候着关羽，并将吕布的赤兔马赠与关羽，可知道，这匹赤兔马，曹操的世子曹丕向他请求了数次他都没有答应，由此足见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留住人才的赤诚之心。他也曾想聘任周瑜：“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遣蒋干往说周瑜，{曹操人物形象塑造成就分析}.
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赤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长坂坡对赵云又何尝不是动了惜才之心，起初不忍杀之，只可活捉，只是后来拼杀的过程中赵云锐不可当、越杀越勇，曹操不得已方痛下杀令。
（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思想。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御尊”，而曹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农田，按照曹操军法，应当斩首，自己制法又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己则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首之计。这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阀的权威。况且割掉几根头发并没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缓，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
（四）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汉朝末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来越大。身处汉朝后期的曹操，看破了大汉气数将尽，有取而代之之心，也有取而代之之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改号称帝，不是没有胆量取代大汉皇朝，而是不愿意自己开这先河而成为群雄的众矢之的，于是他选择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看来，曹操是多么聪明。面对曹操的“嚣张”与日渐雄起的霸业，各路公卿、士大夫既妒之又怯之，各路诸侯都打着“兴复大汉”的旗号，高喊着“诛杀曹贼”的口号，群起而攻，人人都想”啖操肉，寝操皮”。
而曹操却毫无怯意，傲视群雄，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扩展自己的事业从而一统中原。如“火烧白凤楼”一辑，曹营将士抓住了带头起义的耿纪，将其带至曹操面前，曹问耿道：“你为何杀我？”耿答：“我杀的是篡国贼。”操言：“大汉气数已尽，我替大汉兴复天下，有何过错？你们没有看到现在中原地区百姓生活幸福安康，乐享天年吗？这一切是谁的功劳？是我！曹操！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何还死守着这个俨然已成废墟的大汉有何用？愚忠啊，愚忠！”这一小节正体现了曹操的远大理想，却也展露了他四面楚歌的悲境。从这些思想层面来看，笔者一直以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得直爽，他从不会去掩饰自己的贪婪，他从不会认错却绝对会有错改错。他想要取代汉朝而建立自己的魏国，他不掩盖自己的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光明正大地在满朝文武和世人面前展现自己对天子的震慑力。
二、一个唯才是用的多疑者
曹操曾经提出两个用人的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陈平这样的人才，如果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曹操的用人思想，概括起来有两句话：为我所用，唯才是用。曹操与袁绍曾经讨论时局，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
篇四:《曹操的形象分析》公共管理学院
曹操的形象分析
中国通史概要论文{曹操人物形象塑造成就分析}.
win8
历史上的曹操是否如同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卑贱和狡猾？是什么原因使得曹操的形象贬值？
曹操的形象分析
曹操无论在史学家还是在文学家眼里是都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个坏人、奸人的形象，其实，用真正的历史评价，曹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作为政治家，曹操对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三国诸多风云人物中，曹操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无论是周瑜、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无法与其相比；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
他的诗篇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浑豪迈，又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浪漫。此外，曹操生活节俭，这从高陵中简朴的随葬品中即可窥见一二。曹操在临死前，还嘱咐众姬妾要勤于女红，尽量自食其力。
诸葛亮在历史上有三次升值，其人格魅力、道德风范、足智多谋被抬到“昆仑”般高度的话，然而，同为三国时期第一流英雄人物的曹操就不那么幸运了，他在历史上被三次贬值。南宋和明朝时期尤为严重，其中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产生的影响较大，主要是因为儒家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人们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既然大儒朱熹认为曹操是窃贼，其他人也会跟着他说曹操就是窃贼。到明朝时期，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一次给曹操戴上了窃贼的帽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帽子就牢牢套在了曹操的头上。
和曹操差不多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时候的人，对曹操也多有赞誉。比如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说曹操“摧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刘颂称“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晋书•刘颂传》）
在西晋历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里，曹操无疑是正面形象。《魏书•武帝纪》中，有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说曹操青少年时期，桥(乔)玄、何颙能够不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他的过人之处。称其“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曹操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识鉴》篇记载了桥玄对少年曹操的赏识和厚望，文字比上引《魏书•武帝纪》更加生动：“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治世之奸贼”，似乎不是好话，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赞赏，不然，桥玄也不会愿意把子孙托付给曹操。
南北朝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曹操，未见有多么反感的言论，倒是有不少对他诗歌才华、成就的赞扬声。曹操形象的大坏，大约开始于宋代。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通达如大文豪苏轼，都将曹操斥为小人，站在了“拥刘反曹”的立场上，更何况，其他人大多也必定都会持相同的观点。
大儒朱熹，更是破口大骂曹操是窃贼。因说诗曰：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圣人
之法也窃了。朱熹从他的封建论理观出发，对历史上的篡臣如曹操、刘裕等人则是大加贬损的。他曾把圣人比作“金”；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等人从全体而言属“铁”，但他们行事偶尔与道“不无暗合”，这是“铁中之金也”；而“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
朱熹的话，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民间舆情，一定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既然朱熹都这样说了，曹操的窃贼高帽自然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再也摘不下来了。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积极入世，力图扭转乾坤，统一中国，拯救人民，但又滥杀无辜，野心勃勃，一心想篡汉夺权；他机警聪明，博学多才，但又奸诈狡猾，阴险狠毒；他用人唯贤，积极乐观，执法如山，但又猜忌多疑，嫉贤妒能，奸诈狡猾。这些基本呈二元对立性的多重人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矛盾综合，构成了一个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地曹操形象。
毛泽东评价曹操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后又在词作《浪淘沙•北戴河》称及曹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篇五:《曹操人物形象分析》“千秋功罪任评说”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二十年来，研究者则主要是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回顾；存在问题
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来，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启迪意义的。
一、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
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及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综观全书，倒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胡适也指出《三国演义》并没有将曹操简单化：“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2鲁迅则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了，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过，鲁迅又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显然，鲁迅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这些精辟的论断的。
而李辰东则针对胡适《三国演义序》对《演义》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围绕着人物塑造，以曹操等为例，通过《演义》与《三国志》的比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歪曲、改正、选择、增加、夸张、捏造、附会史实等多种手法，并没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想象力太少，创造力薄弱”，当然也不是“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此外，李氏还探讨了罗贯中改塑历史人物性格的动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同情心当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国自然成了正统，而贵族出身的曹操孙权必然成了奸贼”4。这些评论无疑是切合实际的，也较富有启发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七十年代的曹操形象研究
建国以后，《三国演义》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致力于探讨作品中对人民有认识和教育意义的东西，而分析和评价曹操形象，也是旨在发掘其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认识价值。例如，顾学颉即认为，《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多疑善忌，口是心非，奸诈凶残，损人利己，集中地表现了反动统治阶级欺诈残暴的特性5。陈涌亦认为，曹操在《演义》中被成功地表现为一个有着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的封建阶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是一个在文学上不朽的否定典型，可以归入世界文学中最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行列6。周立波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曹操在罗贯中眼里是个否定的典型。他在许多篇章里，把曹操写成了一个偏狭、自私、凶狠和毒辣的暴君”，但是“曹操的才略，在小说里，还是特别鲜亮地显露出来了”7。顾肇仓（即顾学颉）还特别强调了曹操形象具有的认识价值，说：“作者把这些统治阶级的罪恶，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化身，以便更明显更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他们；以便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和憎恨他们。人民在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认识了统治者的重要方面。”8这样的分析、评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曹操形象研究的主要思路和价值取向；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研究思
路和取向未免狭隘了，研究模式也较为单一（主要是社会政治批评模式），但是它们对于正确地把握曹操形象的精神实质，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到了1959年春天，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争鸣是由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演义》作者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承认《演义》是一部好书，但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