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阿部澄子，知道她是日本人，年轻时嫁给了中国丈夫。她爱她的丈夫,热爱他丈夫的祖国，把她当成她的第二故乡,晚年选择了风景优美的黄山定居。 6月的一天，我们应约来到屯溪区老虎山她的居所，一座中式风格的小楼。 一进门，我们就把鞋脱在门厅，只听阿部用日语和陪同的查丽平女士说着什么，接着，我就看见我们的鞋被查女士掉了个头，鞋头朝了门外，意思是方便出门穿鞋。门厅的左侧是定居在上海的黄山籍画家方仲华为阿部澄子写的匾额《椿山庄》，椿字取用了阿部澄子的已故丈夫陈荣椿的一个字；右侧是当时的屯溪区政府在1995年初夏小楼落成时送的贺匾，原屯溪漆器工艺厂做的镶玉石的八骏图。83岁的阿部微笑着带我们进了客厅，客厅的空调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打开等待，茶水和茶点也在茶几上等候,这是位细腻而严谨的老人。 一 1926年,阿部澄子出生在日本福冈。阿部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两个妹妹，阿部的父母非常爱他们。从阿部的父辈开始，他们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阿部的父母到了中国天津开日本料理店，就把阿部托咐给学校的女老师，一年后老师结婚，阿部在朋友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她想去东京大学读书，因为战争,父亲没有同意,中断了她的学费。暑假里,15岁的阿部只身一人到了中国天津寻找父亲。她跑完了天津的大小码头，她喜欢上了天津,喜欢地域辽阔的中国，喜欢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喜欢中国文化。阿部也开始在天津铁路局做事，随后还在太原铁路局人事科工作过，她工作的地方,里面很多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年少阿部欣赏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读过他的《敦煌》，还读过描写成吉思汗的《青与蓝》，也特别喜爱场面宏大的京剧和它变化无常的脸谱及武打动作。 阿部的丈夫陈荣椿是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名门。“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的革命党人徐锡麟是他母亲的爷爷。直到今天，阿部每次去或路过杭州，一定要给徐锡麟墓献花，她非常仰仗丈夫的这位先人。他豪迈的革命气概也留在许多日本人的著作里。随后阿部进里屋拿出一份族谱，上面赫然写着秋瑾和俞平伯。阿部还随口说出秋瑾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今天徐氏后裔遍布北京、天津、云南、四川、湖南等地。 陈荣椿9岁时，父母先后病逝。家人将他转入上海读书，苏州河里有他少年健美的身影。 抗战爆发,他学业中断,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和一些剧团的朋友一起在上海四处演抗日的戏。他不明白日本一个小小的岛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野心?想吞噬中国!带着疑问和惊奇,1944年，陈荣椿赴日本留学，寻找答案。此时的日本国内也是一团糟,四处被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学校关门,男人失业,日本经济萧条。他突然明白一个国家要强大,不被人欺负,一定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1946年，当他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准备用自己的经营理念报效国家。但国内战争爆发，他感觉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了，他悲伤地离开了中国，遗撼地又回到了日本。他和他的哥哥被一家在中国招工造船设计的公司所骗,到了日本才知是去当劳工.两年的劳工生活,过着非人的待遇.当时日本从中国抓去许多劳工,他们在矿山干做最苦的活,没有衣服和鞋子穿,也吃不饱.秋田县的劳工无法生存,发动了爆动,受到日本政府的镇压,死了很多人.陈荣椿曾经满腔悲愤地护送在日本死亡的第一批中国劳工遗体回国.当老工的事,陈一直对妻子隐瞒着,害怕她伤心.一次,在日本横滨中华学校读书的二女儿正读着一本日本人描写中国在日本的劳工的苦难生活,女儿不敢相信,就问父亲:是真的吗?陈这时才对妻子和家人说他也当过劳工.一家人沉浸在悲愤之中.直到今天,阿部淳子向我们提起此事,年迈的她忍不注老泪纵横. 结束劳工生活,陈荣椿没有找到工作，四处给日本料理店打临工.这时陈荣椿通过阿部的哥哥认识了阿部，一来二往,他们恋爱了。陈对阿部说：等我3年吧！我现在还没有工作，不能结婚。后来陈荣椿和朋友在福冈开中华料理。一年半后,1948年，10月1日,这特别的日子是他们无意选的,没有想到,这一天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他们在日本的福冈市结婚，那一年，阿部22岁，陈25岁，出嫁的那一天，阿部的妈妈哭了，她不同意阿部和一个中国穷小子结婚。对她的前途感到茫然...... 结婚后，他们在福冈经营服装店和咖啡馆。先后有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怀着对祖国的思念，他给孩子们都取了中国名，宏政，秀英，桂芳，玲珠。阿部很聪明，学了两年的裁剪，孩子幼年的衣服都是阿部自己做。28岁时她和丈夫一起搬到东京，开了一家酒吧.39岁时,他们在东京的银座有了自己的店，银座以外还有3个百货大楼，在日本大的火车站里都有他们的专柜，生意很好。渐渐地他们积累了财富,成为东京的富人. 二 阿部和丈夫是最早和中国进行民间贸易合作的3位华侨商人之一。阿部说他的丈夫热爱自己的国家，从不把钱投资到别的国家，是位非常爱国的华侨。记得有位国家领导人曾说过：中日邦交是从民间爱国华侨开始的。的确，1964年，他们开始参加广交会，进行中日贸易，经营红木家具、中华料理的材料、食品和乌龙茶、景德镇陶瓷、工艺品等等,几十年间从没有中断。他们的足迹遍布西藏，敦煌，内蒙，黑龙江，伊梨，大兴安岭，黄土高原等中华大地。他们是改革开发后最早把福建乌龙茶引进日本的生意人,先后参加过38届春秋(每年两次)的广交会。 1964年，建国15周年，他们夫妇和东京华侨联谊会会长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层楼。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5000人的晚宴,观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和2000人的合唱《东方红》。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到中国的次数少了。直到1978年邓小平 访问日本，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国改革开道拉开序幕，这以后，香港----深圳------广州----上海，他们每年频繁来回。她回忆道，改革开放前，她和丈夫走在广州的街上，特别想吃广州的茶点，他们问饭店服务员：“这个，我可以吃吗？”“不行，要粮票！”说完我们都笑了，这位日本老人和我们一起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天翻地覆的历史。 1988年，陈荣椿不幸染上肝炎，3年后,病情恶化，转为肝癌.在日本的医院里他对妻子说：“我要回家！”于是她和四个孩子把所有的事业放下,陪他回到中国，转入上海的华山医院治疗，1991年1月他安详地,没有痛苦的走了.....临终，陈荣椿嘱咐阿部投资中国。至死，这位爱国华侨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而是年复一年不怕麻烦的跑领事馆办理签证。阿部说他的丈夫始终不忘他是中国人,他死都要死在自己的祖国。 听后,我感动地问阿部: 你们非常相爱,一定很和谐,没有争吵? 不;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好!她笑了笑回答。 是呀!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不可能什么都和谐。然有爱就好,爱是沟通和宽容最好的润滑剂。 三 丈夫去逝后，怀着对丈夫的怀念，1991年10月，阿部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老年人一个月的短期学习,在上海大学学习中国画和书法，师从定居上海的黄山籍著名画家方仲华先生。他们边学边聊,在聊天中,阿部知道了黄山,阿部50多岁时曾来过黄山,对黄山的印象很好.当时,方仲华是屯溪胡开文墨厂的顾问,方老对阿部说：“我的家乡山也好，水也好，你有意可以到黄山投资。”于是，1992年，阿部澄子来到黄山投资,和胡开文墨厂合资办了天运酒楼。定居黄山后，她仍不放弃学习中国书画，分别跟我市书画家汪西邦、俞宏理学书法，学画梅花、画山水...... 她还喜欢中国的茶，陆羽茶经里的产地，她一个个查，一个一个地方的跑，黄山，杭州，云南，重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大坂大学的20名茶叶专家和教授每年夏天来中国做两个星期的访问，至今祁门的茶厂还有她的朋友日本松下智和布目潮风先生的访问照。 她说：每年的3月，是黄山最好的季节，树木的新芽出来了，坐在客厅的那把椅上，望着山间绿色，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宁静的日子，十分惬意......黄山有许多她的朋友，她说，这儿的人有人情味。30年前，她就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黄山老街的文章，她喜 欢老街,对徽州人重视教育和文化的氛围很赞赏。她到过黄山的三区四县,对这里的农民把土地的收成全部或大部份拿出给孩子读书的精神,十分感动。十多年来,每年中她多则8个月,少则6个月居住在黄山,曾两次捐款给当地教委。从1999年到2003年,她赠送了1000株樱花给黄山市,每年的四月，中日友好之花开在滨江路上、世纪广场和华山公园......她的一位叫早川熏的日本朋友受她的感染,申请到屯溪执教,现在黄山学院当日语老师.她风趣地说，她先后做了几次红娘,把中国姑娘嫁到日本...... 阿部回日本的日子，从没有忘记宣传黄山。尽管她七老八十了，却年年带许多的日本朋友来黄山，她的朋友又带朋友，充当了民间大使的职责。她说，日本的旅行社都宣传北京、上海、九寨沟等地，她很着急没有看见宣传黄山的。做为日本人，她希望黄山人走出去自己大力宣传黄山，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黄山。 阿部在中国的日夜，她也非常思念自己的故乡和儿女，耳边常响起儿女的话：“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 “孩子大了，但他们不能支配我的生活！ “人生是自己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没有办法，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障碍。” 阿部的孩子对母亲的执着一直无法理解，他们不能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丢下所有,跑到异国他乡一呆就是大半年。阿部的儿子说她是“西太后”。说到此，阿部又笑了。十几年间，她一直在日本东京------上海的飞机上一个人来回飞，手提两个大包，肩背手提电脑和照相机。近来年，老人的血压高，她改坐了海轮，轮船行程48小时，比飞机慢，但对她身体没有影响。 83岁的老人了，还在学习日文的《宋词概况》和钱钟书选注的《宋词》。说起中日文化交流，老人滔滔不绝；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去日本的传说，奈良的建筑，鉴真和尚，荫元禅师。还说，豆腐，扁豆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从元代起，中国和日本开始战争，以后断断续续和平，战争;战争,和平。但中日文化交流自古到今从未中断。她说：现在日本的经济不太好，许多日本人来中国工作，今天走在日本东京的街上，你可以经常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阿部很前卫，有什么新鲜事和吃的一定要去试和品尝。她是该花的花，不该浪费的，一小碗剩饭都要放进冰箱。她早上起床搞卫生，买菜。空闲就看书，绘画，写字，走访黄山的朋友。去年冬天还学打太极拳，我不由地感慨；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她约我们以后到她家去，她教我们日本料理。 阿部说人生要化句号了。2005年,她参加了日本旅行社组织的周游世界的豪华游轮100天的旅行。从亚洲到欧洲，从印度到新加坡到坦桑尼亚到埃及，意大利，西班牙，摩洛哥。。。。。。 这是一个多么浪漫，完美的句号。她高兴地告诉我们她因此认识了65位新朋友。 今年的5月，阿部再来黄山，又带来了一大堆的日本朋友,她老了，她的孩子们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独来黄山，她将卖掉她曾经生活居住了十几年的两层小楼。让我们在送别她之前，对她说一声：再见！黄山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永远记着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第六章：脸、身体和城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 刘呐鸥 关键词：新感觉派的领袖，城市生存世界，城市是创作的关键资源，实验技巧，都市情节，现代主义。 1、第一个建立“现代尤物”意象，描写都市女郎的形象，尤其关注女性的脸、嘴唇，多数形象具有东方式的脸和西方式的身体，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健美的现代女性形象。（《游戏》《风景》）脸是性感的焦点，但尚且不敢将身体作为性感的焦点。男性对女性的窥视。 2、女郎的“异域风”风貌，借鉴好莱坞影星和日本都市摩登女的形象，将嘉宝的脸带入文学创作。“摩登女”形象本身借自法国作家穆杭，他看穿了穆杭的东方殖民意味——试图规范东方，尤其是把东方纳入“亚人类他者”的地位。刘呐鸥追求此种异域情调，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通过穆杭的作品把西方异域化），体现出一个文化交叉接受的过程。这一现象也与中国现代性追求密切相关。（上海之异国性：提供中西交叉的可能） 3、两性不平等体现在：女性是男性追逐的对象，也是故事的主体，推动故事的发展。《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女性代表着都市现代性，男性则成为现代女性手中的玩物。 4、都市景观的色情化，用比喻性的语言来长篇铺叙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物质文化。第一个描写都会异域风的中国现代作家。 穆时英 1、男女主人公更旗鼓相当，故事更合理，性爱场面更激动人心。 2、焦点集中于女性身体，《白金的女体塑像》女体成为一种自在物，而和都会物质文化没有关系。女体成为纯粹观赏物，导致美学的色情。对男性心理的描写较少，主要写其被唤起的性欲（意识流的实验）。女体也有地图性，寓言性，隐喻性（色情身体地图，与萧红式的民族主义唱反调）。 3、不善于写女性心理与行为。身体、长相、行为之间存在断裂：西方的尤物脸庞与身体，却有着传统的行为。（《五月》《黑牡丹》） 4、对舞厅的描写：电影技巧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印象主义场景描写，文字、意象的故意反复，舞池的场景以城市场景为框架，借此成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没有时间标记，片段化故事，“空间形式”实验。 5、作为丑角的作家：被同情的对象，戴着快乐面具的孤独人。小说中的异域化舞者群像——丑角/尤物形象之间的张力，戏剧化的玩世不恭（消解了殖民文化的严肃性）。丑角是被边缘化的一群都会人，精神痛苦，但穆时英对他们倾注了人性，从而使精神痛苦有所消解。作家自身也是丑角，都市的游手好闲者和雅痞，自我嘲讽。 刘呐鸥、穆时英对比： 1、刘呐鸥创造了现代尤物形象，穆时英为现代尤物形象带来更多光彩和魅力。 2、男女邂逅套路： 刘：男女之间邂逅套路有些古怪 穆：戏剧化的、滑稽的，对商品化现代性的毁灭性讽刺 3、对女性的描写 刘：集中于女性的脸部，残留的传统主义 穆：以身体为焦点 4、对都市景观的描写 刘：运用修辞手法 穆：运用电影技法，声光化电的世界中国的日夜 第七章颓废和浮纨：邵洵美和叶灵凤 《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著，论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半学术性著作，“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一论断首次向整整一代中国现代作家介绍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较为随意地提到了波德莱尔。鲁迅翻译了此书。 翻译波德莱尔：徐志摩“颓加荡”，鲁迅“散文诗” 邵洵美（唯美主义，颓废+享乐） 美男子，沙龙少爷，出版书籍杂志，善于交际，学识广博 王尔德的颓废+乔治·莫尔的享乐，更偏向于后者 《洵美的梦》《花一般的罪恶》《蛇》中心意象是女人，田园背景，涤荡了都市物质文化的所有附庸，但其色情幻想依旧是男性本位的。幻想妓女般的人物，写她们的放荡堕落，将美投射在妓女、荡妇身上，招致批评，但也为自己进行辩护称“美是无边的”。 叶灵凤 1、程式化：贾宝玉式的俊秀男子，被伤害的物质文化改造成了一个空虛的“浮纨”，喜欢光顾电影院和舞厅以期和他们的“佳人”相遇，“才子会佳人”的邂逅和罗曼史。 2、男性形象：对男性脸庞的迷恋，柔美而自恋的男性主人公，但无力状写他的行为和思想。（《禁地》） 3、贫血的“浮纨”：极度自恋，意志软弱，没有什么性能量 4、时代女性：没有创造出真正隐喻城市的尤物，相反，女性显得不是那么“时代”，而是相当传统地屈服于男主人公。（《时代姑娘》） 5、城市景观：使用了真实的上海环境，对上海了如指掌，将读者注意力转移到物质时尚上。 总结：邵洵美和叶灵凤都生活于战火和革命降临前的中国“黄金岁月”里，都是“不恶之花”，他们的才华也被迅速地掐灭。他们没有真正成功地完成艺术上的创新、怪诞的想象和反抗权威流俗，而是过分欢快地沉溺于他们的城市都会之“光耀”，无暇细思“丑陋、恶毒、腐朽、阴暗”的艺术价值。否则他们的成就将会是非凡的。 第八章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都市文化时代：始于20年代后期，在30年代早期登峰造极，然后开始走下坡路，直到50年代早期由张爱玲的创作划上了句号。 《中国的日夜》张爱玲的都会“中国”，街角社区图，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很小，上海小市民的拥挤世界。（同是都会景观，刘、穆描绘的是声光电的奇幻世 界，而张的是平常世界，更地方化） 张爱玲对整体的概念：用小的、细节的东西取代大的、整体的东西，用细节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物质“能指”上，用小细节重新塑造城市的空间。 张爱玲的日常世界的空间：一是上海弄堂里的旧式房子（《半生缘》），二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作为被疏离和侵扰的场所） 张爱玲与现代性的暧昧关系：钟、屏风、旧相册、干花等新旧并置的物件。 电影院：最常见的公共场所。张是影迷。创作中借鉴了好莱坞喜剧。多为美式剧情+中国元素（家庭伦理维度，如婆媳矛盾、亲戚算计、男性用情不专等） 张爱玲的美学：“参差的对照”（错置的、不均衡的），苍凉具有启示性。如果说力量与荣耀是男性的，苍凉则是女性的。称自己是通俗作家，结合苍凉的通俗小说。 1、通俗小说的技巧： 写“哀”，写不幸，没有幸福结局。 叙述者评论干预，类似于元评论，叙述者的评论说出作者的苍凉哲学。 2、苍凉哲学： 一方面，现代性是破坏性的，把现时的文明变为过往，应到本土资源中去寻求知识的滋养和美学的快乐。另一方面，将传统与现代并置，形成“参差的对照”（《传奇》的封面） 3、写普通人的传奇：从传奇中发现普通人，写普通人的传奇 《封锁》为普通人创造一个特殊的空间（时空悬置的电车），发生一段传奇的故事。时空悬置的“封锁”状态是作者叙述技巧所创造的一个人为框架，置身其中的人的感觉变得敏锐，细节被放大。也是女性遭遇的完美比喻，性别寓言：正常的时空是由男性主导的。 《倾城之恋》异于常规，有完美结局，人物世故。挪用了好莱坞喜剧模式，男女主人公产生误会和个性冲突。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借来的时空”（战争中的香港）里以身相许，反讽意味——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从这场时空更改中，可感受到一种情绪：现代在不断推动历史，在劫难逃的不是传统中国，而是满是战火和革命的现代世界。 第九章上海世界主义 1、关于殖民化戏拟 本书所论述的作家在上海这个通商口岸里，相当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他们在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上属于最西化的群体，也不曾在任何意义上将自己视为相对于一个西方殖民主子而言的被殖民的“他者”；相反，他们对西方异域风的热烈拥抱反倒把西方文化本身置换成了“他者”，这种做法基于他们作为中国人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就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 中国具有特殊性，她始终未被彻底地殖民化。表现在文学上，这些作家虽渴望西化，却从未把自己想象为“被殖民者”，他们并不使用任何外语写作，而是持续地使用中文。他们的中国性使得他们能够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 畏惧被殖民化。 2、关于中国世界主义 上海作家热烈拥抱西方文化，可视为中国世界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世界主义是殖民文化的一个附属品，在反殖民运动中世界主义也遭到抵制。大量翻译文本营造了文化空间，世界主义应在其中进行考察。 上海是世界主义城市——它保持“向外看”的永久好奇心。 3、上海与日本知识分子：横光利一的上海 20-30年代的上海为日本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背景，使他们得以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思索他们自身的矛盾和暧昧心理。 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上海》将上海描写为一个黑暗、贫穷而肮脏的“地下世界”，一个与现代日本截然不同的世界，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对他和日本来说是一个东方主义的“他者”。上海作为一个充满复杂张力的都市而呈现，各种殖民角色登场，讨论了民族的归属和帝国主义的亲和性的冲突问题。 4、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 1928-1937左翼缺席导致世界主义气氛弥漫上海，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登峰造极，日占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到1945抗战结束后便凋零，一直受制于北京，取代她的则是香港。 第十章双城记（后记） 1、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上海人从远处观望香港，香港承受着双重注视：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香港是上海的“他者”，但二者不同：香港急于全盘殖民化，但上海所带有的异域气息却依然是中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对于上海居民来说，一直提醒着他们半殖民地的焦虑。 由于难民入港和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经历了一个“上海化”的过程，但它依然只是上海的一个可怜的镜像，但最后超越了上海。 2、上海，作为香港的“他者” 香港将上海抛在身后之后，却对老上海怀有强烈的乡愁，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使之巩固（文化制片人对老上海的欣赏）。这个老上海带着世纪末的情调，而世纪末标志着香港于1997交还中国。香港需要一个上海作为“他者”来定位自己，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 香港大众文化中的老上海风尚：如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关锦鹏）。但关锦鹏的实验是失败的，这表明老上海已经永远失去而且无法被复制，不管用什么方法，所失落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文化与美学上的感性（都市文化感性和都市文化被半个世纪的革命所磨灭）。 香港与上海共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也共享扎根于大都会的都市文化感性。不受革命漩涡而保留下来的都会是香港，而香港需要一个“他者”才能被理解。 3、上海重生，重新发现张爱玲 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 张爱玲笔下的现时性 11804班何金连1108334045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对于“现时”的逼迫感有很深的体验的作家。在她还是做学生的三十年代，上海就有炮战和轰炸，她到港大读大学又适逢日军入侵，未毕业就回到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战争的阴影早已迫在眼前，所以她才会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再版序言中，也谈到她去报摊看自己的书销路如何，不禁自励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然后又催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表面上看指的是及早成名，但她真正所表现的却是“现时”的转瞬即逝，随时可以变成明日黄花。 张爱玲和一般“五四”作家不同，她把城市和乡村对比得十分清楚，而所用的不是贫富，而是时间：城市过日子是用“文明的节拍”，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在乡下则“没有钟，只是悠悠地夜以继日，夜以继日”，过着“蛮荒的日夜”。此外，《倾城之恋》下半部写的就是战争，因此更表现了一种时间的逼迫感。再看看张爱玲的散文《中国的日夜》我们不禁猜想着：为什么张爱玲迫不及待地把这一日夜的街道经验写出来，甚至还赶回家去写了一首诗？也许是她领悟到这个“现在”瞬间即逝，今日的繁华在“大破坏”到来时可以立即化为灰烬和废墟，这个中国的日夜看似永恒，却是不能持久的，这“二十四”小时似乎停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总之在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短暂和永恒也是一物的两面。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石康】北京人，生于1968年，编剧，作家。大学在联大航天工程学院电子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研究生在哈工大管理学院读技术经济专业，理科硕士。是电影《大腕》和电视剧《奋斗》的编剧。 已出版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不二》，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如何成为一个怪物》。诗集《冯唐诗百首》 著有小说集《我爱美元》（1997年）、《因为孤独》（1998年）、《弟弟的演奏》（1998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2000年），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1999年），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2002年）。电影作品有：《巫山云雨》（编剧，1995年）、《过年回家》（联合编剧，1999，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海鲜》（编剧、导演，2001年获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云的南方》（编剧、导演，2002年在第54届柏林电影节上获“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大奖）。2004年获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新秀竞赛金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奖。根据小说《我负责的一桩案件》改编。获第14届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第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金奖等多项奖。 南西北》《江湖小道士》《鬼域江湖》，短篇小说《杨柳巷的故事》《不速之客》等。小说《隔墙对话》获1982年《北京晚报》鼓励奖、《卖烧鸡的情侣》获1986年《花地》文学金质奖、《寻常百姓家》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韩东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最新长小说《知青变形记》，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倾城之恋 小说作品▪怨女 ▪鸿鸾禧▪半生缘▪心经▪小团圆▪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同学少年都不贱▪桂花蒸阿小悲秋 ▪天才梦▪童言无忌▪烬余录▪更衣记 散文作品▪道路以目▪有女同车▪诗与胡说▪雨伞下 ▪谈跳舞▪双声▪中国的日夜▪谈看书 ▪红玫瑰白玫瑰▪六月新娘▪南北一家亲 ▪半生缘(2002) (1994)(1960)(1962)中国的日夜 编剧电影 ▪倾城之恋▪情场如战场▪一曲难忘 ▪小儿女(1963) (1984)(1957)(1964) 色印象》《白雪少年》《桃花心木》（选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3课）《在梦的远方》《在云上》《心田上的百合花》等。并且他的散文集一年中重印超过20次。 著有有声书《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飞扬》《在灵魂居住的地方》及华文地区最畅销的励志书《萤窗小语》、《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文学经典作品《花痴日记》、《母亲的伤痕》、《杀手正传》、《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处世系列《人生的真相》、《我不是教你诈》、《你不可不知的人性①②》、《把话说到心窝里》（合订本）、《不要累死你的爱》以及《刘墉山水写生画法（中英文版）》、《白云堂画论画法（中英文版）》《成长成功》等文学、艺术作品七十余种。 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协辽宁省分会理事、主席团成员，作协沈阳市分会副主席。2006年12月2日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作协辽宁省分会和作协沈阳市分会。 从1983年起，洪峰开始了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离乡》、《和平年代》、《东八时区》、《生死约会》等。 主要作品有：《烛光舞会》《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花影》《旧式的情感》《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路边的月亮》《哭泣的小猫》《诗意的子川》、《闲话南京的作家》《南京女人》《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名与身随》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喜用比喻反讽等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作品主题多描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不管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和生活，如《倾城之恋》描写了白流 苏在离婚后，因为受不了家里人的不停给她闲气受想通过嫁给范柳原改变现状，最终如愿以偿的故事。《红玫瑰与白玫瑰》通过讲述振保的情史来展示两性之间对恋爱和婚姻的差别。《色戒》是关于王佳芝通过美人意图计杀害汉奸易先生，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易先生，而放走了他自己却惨遭杀害。 张爱玲的散文虽然不如小说成就高，但是其中的名篇《中国的日夜》通过一个妓女的视角描写周遭的一切。其它作品如《谈音乐》、《谈舞蹈》、《自己的文章》描写的是关于某种事情的看法，但是张爱玲的散文很“散”即使看是议论文的文章，如上面所说的几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和中心，让人感觉全是作者信手拈来。 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她通过对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的描写，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同时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痛感”。她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人物的一举一动，甚至当时的场景，都表现了心理的变化，可谓透彻准确。同时张爱玲对人性和生命也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态度——她用站在高处的视野，鸟瞰人间的争风吃醋，用敏锐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都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她以一种超然甚至冷酷的笔触，表现了决绝的生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带我们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她的文字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文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张爱玲的老友，作家柯灵如是说。那么，张爱玲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1943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张爱玲虽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张爱玲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加之她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悲天悯人、通情达理，而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她以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绝的笔调，奇妙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久主题。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营造了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 一、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她的文字，用优美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而深刻精辟、时而曲折婉转，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表现出巧妙的特点。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开篇第一段话：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1《沉香屑——第一炉香》开篇：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 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她看了看了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地往上爬。”——《色戒》“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冷了下了。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五四遗事》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张爱玲的作品，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二、畸形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剧。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着色非常苍凉，她们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撕裂着，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表现出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无奈与悲凉。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站在女性的角度，用她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来审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小的家庭环境中的沉浮。她们对生活的困窘、不安、琐碎、挫折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扭曲。展现了女性全部的弱点，反馈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抒写了深刻而直白的、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中的、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无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自己既定的命运。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来是一个新女性了，可是她不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把上学当作嫁入豪门的资本。在不正经的姑母的栽培下，葛薇龙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最终成为了一个“家养的妓女”。正是对欲望的无尽追逐，才使得她的人性扭曲。作品最后写道：“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傅雷誉为“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出身小户人家的曹七巧，为了攀附权贵，做了姜家的二少奶奶，门户的不匹配，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使她得不到爱与尊重，受尽了凌辱和践踏，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而她又把自己受尽的折磨，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子女身上，亲手扼杀了子女的幸福。她知道周围的人恨她，但是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在绝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她绝望和压抑，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了人格，变得疯狂狠毒。曹七巧的是无奈的，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金锁记》也成为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典范之作。曹七巧、葛薇龙等人，她们的处境不只是荒凉，更是一种恐惧和无限惨烈的悲凉。读者能切身感受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沧凉，并且过目不忘。这些女性形象，大多缺乏独立意识，她们找不到躲避不幸的港湾，又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物，人性的矛盾让她们成了被命运拖着走的女人。她们出于对世态和生计的无奈，不得不为谋生而谋爱，费尽心机做出艰苦卓绝努力，却只是为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小说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以其荒凉孤凄的生命感受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使我们感觉到为“理想”而牺牲“现实”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残酷和浓厚。 三、小说中对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满灵性心理刻画。虽说文字表达的精当，对意象扑捉的精妙，用情节推进来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的特色，但独特的、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更让她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回味无穷。张爱玲十分擅长对心理的剖析和描写，她的作品的文字，能根据故事的进展，立刻营造出相搭配的气氛。因此有人形容她的小说是“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的文章里，并没有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析，也没有连篇累牍的心理活动赘述，而是利用人物自然流露出的动作和语言，即刻勾勒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同时营造了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可见她过人的高超洞察力和描写力，她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家。比如：“振保觉得她 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她没作声。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同学少年都不贱》“他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望到别处去了。”——《五四遗事》“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五四遗事》“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色·戒》她的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可谓出神入化，非常成功。她不仅擅长运用心理分析，还擅长通过心理分析，在每个细节上，都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和变化，并从中揭示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了社会深度。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本来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可以像所有的年轻女孩一样，去享受爱情，做快乐又可爱的女人。但她的前进思维导致她不介意做有妇之夫“罗”的女友，加之爱情道路上的起落和对男主人翁越来越强烈的爱意和情欲，导致她和另外两个女人最终成为畸形“四角”婚姻的牺牲品，而人生也越来越散淡凋零。故事的痛楚，被转化成字里行间无尽的苍凉，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历史感。由此可见，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挖掘潜意识的、变态的心理，描写出现代节奏下深层的悲凉。不仅以上几篇，看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她笔下人物几乎没有心理健全的，大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心理。 四、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意象是指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蕴。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双重熏陶下，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张爱玲善于运用意象手法，她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对于传统意象的袭旧和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等，呈现出具体的形态。“月亮”在张爱玲在小说中，就作为意向被不断的提到。光在《金锁记》中，月亮一词就被反复用了9次之多。比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能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就连小说的结尾也是用“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除了月亮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意向是“镜子”。比如《金锁记》中“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这里不仅用镜子意象来表现七巧的幻觉，还用了最简洁的手法将故事串联在一起，叙述、暗示，对比不同性质的关系。其他意向手法还出现在：“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倾城之恋》“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还有描写被隔离的孤独的人，向往自己内心过程中带来的自审与自省。她与外人沟通不了的情况恰似她得的便秘症一样，本应该向外发泄的情感垃圾堆积在肠子里，被堵住了。这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 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尾纹。”意象分别是“希腊石像的眼睛”和“邪教神佛的眼睛”。张爱玲以其独特笔调，奇异的意向，为读者“淡妆浓抹”的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艺术殿堂，完成了她小说中意象世界的建构，使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魅力。这些意向，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要么唤醒身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一个简单的意象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容颜的更改，更多的是人物在这其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张爱玲都赋予了“意向”们丰富的艺术意味。同时，张爱玲又把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与意象的营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她自己对人性的既冷静又痛苦的思考，甚至是对于这个世界、乃至整个苍凉人生的怀疑与否定。张爱玲的小说通过意向的运用，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感染力。她是世俗的，她笔下的男人和女人们在爬满蚤子的生命中顽强而热闹地活下去，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因为他们反抗不了这个世俗的环境。张爱玲的小说是一曲曲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在她的作品里演绎着无可奈何的苍凉故事：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的悲凉，压抑了的悲哀，人生的灾难困苦……，这些都具有“撕裂了的美”的特征，产生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配的倒影，“苍凉”则是其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创造了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小说特点总不免一个悲凉的底子，如同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启发。张爱玲的散文文体特色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独语式的个体语境、孤独感和苍凉感的浓郁渗透、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既构成了当时文坛上不同于主流语境的另一种风格,也构成了其散文文体的鲜明特色.思想境界：在散文中，张爱玲对于千家万户仔细过生活的现时细节，以及人情世故，怀着一股热烈真切的喜爱。正如毛姆曾经从惠特曼的诗里，得到过一份启悟：“诗不一定要从月光、废墟、以及患相思病的少女的悲吟才能找得到。诗一样存在于街头巷尾，火车站、汽车，也存在于工匠的劳动，农妇们单调无趣的工作里，存在于工作以及休闲的任何时刻。一言蔽之，整个生活，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找到诗。”[6]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而张爱玲的散文尤为如此。她总是在世俗生活中寻找快乐，整个人都是世俗化的小市民。写作风格：从张爱玲散文中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处理上看，注重细节场景的现实感，精确化，可信感。现实，是指细节场景本身为生活实存，而不是幻觉中的。明显经过想象加工的那种存在。精确化与可信性，实说再现乐生活原生态的表征，是一种具有较强仿实的，而不是夸张变形的存在。由此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客观真实感。张爱玲写公寓生活文字,来得逼真细腻,活脱脱一幅旧都市生活景观,同时也让人感到,她的精神倾向,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感情;对被窝服饰的解说,电影戏剧美术的评论,读书心得创作自白;到亲朋好友话语记录,贯穿张爱玲散文的,始终是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对人生独特的感悟。张爱玲始终坚持用写实风格来处理题材，而意义相对深埋其中。总结散文中日常生活的叙事，非虚构性的内心真实独白，以及独特的观照乱世的心理方式，最直接切入和反映张爱玲的人生观；同时，小说的以虚构艺术手法，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更加深刻揭示社会意义，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张爱玲无论小说或散文都体现了对苍凉时世的感情，一种忧伤的苍凉荒漠情绪。“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中国的日夜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十七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二、眼界狭隘的择证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 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二十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他的健康状况还消蚀了他写作的信心„„1955年他取得麦克道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在这里，赖雅希望能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为重展雄风抓紧最后的机会”。张爱玲于1956年冬到文艺营，1957年3月13日两人第一次相遇。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而5月14日，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他也有居无定处之苦„„尽管她自己也很拮据，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现款作为道别礼品让他带到耶多去”。 由此可见，张、赖婚姻是有基础的，二人既有相投也有分歧，但分歧不足以影响情感。正因有情感基础，张爱玲才不顾自己“经济拮据”，依然送钱给他以示情。更重要的是，赖雅当时已是才华已逝的过气人物，否则不需要“重展雄风”。纯属空穴来风的“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目的是诋毁张爱玲的婚姻动机。这段异国婚姻的个中缘由，非外人所能参透，即使掌握不少资料的司马新也只能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吴小东却为了诋毁张爱玲的人格而强作解人，暗示张爱玲为生存而毫无原则地高攀赖雅。 除了扭曲事实的臆测妄议，吴文的逻辑也幼稚可笑：“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了上胡兰成？”“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这种逻辑与“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属同类，作者想说的不过是“张胡臭味相投”。假如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作者提及“张赖”时，就应该如此说：“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赖雅？世间没有偶然的事，赖雅卖文，张爱玲也卖文；赖雅极有原则，‘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坏话’，张爱玲也极有原则。” 四、不求甚解的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选择证据、臆测妄议，以上种种，无论有意无意，根本原因是作者不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与为人，所以会有下面大段情理不通的诋毁：“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再天才恐也难料，自己的盎然情趣竟成他人诋毁的证据。倘吴论正确，则张爱玲根本不配称天才，向人免费提供攻击自己的大量证据竟懵懂不知。可惜张爱玲清明得很，她性格中的冷，恰是女人少有的理性：任胡兰成“胡说”而始终缄默，保持冷眼“张看”的姿态，即为明证；她不像平常女人那样爱小猫小狗，却有自己所爱，爱闻汽油味、油哈气，爱所有生活的气味，为何非爱猫狗不可？ 即使理性，张爱玲依然有姐弟情，《童言无忌》里写得很清楚：“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私语》中的记录是：“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姐弟之情似乎不必旁人瞎操心，她弟弟理解就行：“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我的姊姊张爱玲》）“天才又乖僻”的张爱玲，对于情感的理解与表达，自然与古道热肠热衷于人来客往的芸芸之辈截然不同，这顶多也是性格而非人格问题。 正因为对中国固有礼俗乃至陋俗有超出常人的看法，张爱玲才可以与炎樱一边“锱铢必较”一边相交甚欢。她俩的“锱铢必较”充满情趣，是她们特有的打趣方式。“锱铢必较”是否人格缺陷且不论，张爱玲有“必较”的时候，也有“不较”的时候。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一文中描写了与张爱玲的几面之缘，可以看出张爱玲既不一味冷漠，也非总是“必较”。一次在香港ymca食堂两人巧遇，张爱玲不仅让慕容坐下，而且说：“你叫东西吃，我请客。”慕容不好意思说：“香港这地方，吃东西是男士付钞的。”张爱玲答：“这是虚伪的社会，我在读书的那几年，吃东西都是谁吃谁付钞。西方人这一传统倒爽快，不过，今天是我先在这儿，可以解释做我是主，你是客。” 至于付车夫小账一事，于青据张氏散文串写的《张爱玲传略》中有这样的描写：“她觉得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所谓“可耻”、“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均为于青曲解张爱玲原文，阐释过头，吴文却照搬不误。《气短情长及其他》第三节“家主”中写得很分明：张爱玲害怕给小账，并且宁愿多给也不懊悔，是因为她不像通常的“家主”，“虽然也啬刻，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她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张爱玲丝毫没有这种贵族“家主”凌驾于仆役或他人之上的“主人的快感”，故不愿亲自付小账，就托姑姑去付；她也没有如吴文所言“坐人力车到家”，而是在家等着“卡车把纸运了来”；根本未见车夫的张爱玲，如何能像吴文栩栩如生描写的那样，“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为“虱子”小题大做，实非所愿，但既然写批评文字，最起码得倾听“事实的金石声”，并对事实作合于情理与逻辑的客观评价，然吴文却东取一瓢西舀一勺，挠腮扪虱强作解人，企图证明张爱玲人格分裂而低下。不知吴先生是否完整看完过张爱玲的任何一篇作品，不然怎会从《烬余录》里单单挑出“萝卜饼”、“青紫的尸首”这些字眼，却偏偏看不见文章主旨。结尾那么一大段，分明是作者站在文明高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反省与质问，至今依然令人警醒。我愿意把这段话转赠吴先生及无论拥张批张的每一位张爱玲读者――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作者：巫婆和瓶子
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掀起一股张爱玲热。冷落数十年，暮年之际被国内重新热捧，不知垂垂老矣的张爱玲当时是淡然一笑，还是面无表情地别过头去看洛杉机的黄昏日落？但布满皱纹肌肉松弛的脸上，断然是掠过一丝笑意的罢，而那笑意又是刻薄、倔强、清醒的，——这才像她。
相对于小说，散文文本的叙述往往更为彻底直白。不知是因为散文自身的这种特性限制了解读的空间，还是张的小说成就过于夺目，查阅资料，张的散文研究通常只得零星片语，难觅独立‘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很让人会心解颐。
但总体而言，衣香鬓影的“盛世”错觉中，张爱玲又往往冷不防落下一句清醒理性的评论，她的叙述情感是矛盾的，而叙述思维是辨证的。这种清醒的冷酷，一如她在小说中的作风。她的小说写尽男女欢爱，却以冷峻理性撕开所谓“爱”的神话，解构一个个幻梦；散文铺写物质繁复，仍不时抖出冷眼红尘的清醒论调。
有人说，越是思考得多越痛苦，清醒的人往往不幸福。这未必是真理，却至少是常理。世上最是难得惟糊涂。后世赋予张爱玲的形容词很多，比如“孤独”，比如“荒凉”，或者“悲悯”，或者“虚无”，但她身上、笔下最为幸与不幸的，恐怕莫过于“清醒”。清醒让她勘破世情冷暖，在世俗的温暖欢喜之中保有冷眼旁观的理性，既明生命的大道又深谙世俗的智慧；清醒成就了她的孤独、荒凉、悲悯、虚无，使她有别于当时、从前和以后的作家、女作家；清醒成就了一个异数的文坛天才，也成就了一个孤独的世俗女子——从前与胡兰成水月镜花的短暂婚恋终究是伤心一场，后来移居美国客死异乡又何尝不是悲凉？
还是让时间回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罢，其时正是张的创作高峰，《更衣记》的“秋凉的薄暮，……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与《天才梦》的末段相似，由重骤轻，最后突然抛开一切（如历史进程、服装演变），轻松清永的一笔，兴之所致率性而为，如骑自行车的小孩之轻倩摇摆，——“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毕竟，冷酷的清醒有时未免残忍。
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每逢新年，家家户户悬挂财神像，希冀财神保佑以求大吉大利。吉，象征平安；利，象征财富。人生在世既平安又有财，自然十分完美，这种真切的祈望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求财纳福的心理与追求，充分反映在春节敬祀财神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其中除夕之夜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迎财神。除夕之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饺子（饺子象征财神爷给的元宝），吃罢饺子彻夜不眠，等待着接财神。“财神”其实是印制粗糙的财神像，此财神像用红纸印刷而成，中间为线描的神像，两旁写着“添丁进财”、“祈求平安”的吉利词语。“送财神”的是一些贫寒子弟，或街头小贩，他们低价买来财神像，穿街走巷，挨门挨户叫卖：“送财神来喽！”户主绝不能说“不要”，而要客气地说：“劳您驾，快接进来。”几个铜子就可买一张，即使再穷也得赏个黏豆包，换回一张。一个除夕夜，有时能接到十几张“财神”，这是为了讨个“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这种习俗在中国民间一些地区仍在延续。春节期间一些乞丐到村里挨家挨户乞讨钱财，主人施舍给他们钱财后，他们就在主人家门口的墙上贴上一张财神像。据记述，旧时苏北张家港周围贴财神的习俗：他们用黄纸刻上财神图案，去人家门上张贴，贴时口中念念有词，其词曰：“财神贴得高，主家又蒸馒头来又蒸糕；财神贴得低，主家开年好福气；财神贴得勿高勿低，主人家里钱铺地。”主人则答曰：“靠富”。
除了迎财神之外，祭祀财神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到春节，举国各地均祭祀财神，祭祀方法各异。北方地区春节时，家家请回财神，供奉财神像，焚香上供品。正月初二清晨祭焚财神像。祭祀时边行礼边诵祝词：“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富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清代俗曲则云：“新正初二，大祭财神，点上香烛把酒斟，供上了公鸡猪头活鲤鱼，一家老幼行礼毕，鞭炮一响惊天地。”祭祀场面非常隆重。南方敬祭财神供品内容特别讲究，供品共分三桌：第一桌为果品，有广橘，示生意广阔；第二桌为糕点，多用年糕，意为年年高，糕上插有冬青枝，意为松柏常青；第三桌为正席，有猪头，全鸡，全鸭，全鱼等等，有招财进宝、鱼跃的吉意。祭祀时，主人点燃香烛，众人顶礼膜拜。人人满怀发财的希望，祈愿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在全国各地，都有祭祀财神的踪迹，财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便由此可见。
财神的起源颇为难考，所祭祀的神明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财神，一般认为有所谓“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关羽，“偏财神”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刘海蟾。这些财神，又可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两大类，最为人们熟知的财神，则是“正财神”赵公明。
一、 赵公明——专司人间财富之神
世人奉祀的财神，影响最大的当推赵公明。据《三教搜神大全》载，赵公明神异多能，变化无穷，能够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降瘟剪疟，保命解灾。故人称“元帅之功莫大焉”。反买卖求财，只要对赵公明祈祷，便无不称心如意，故而
民间奉其为财神。旧时年画中，赵公明的形象多为头戴铁冠，手持宝鞭，黑面浓须，身跨黑虎，面目狰狞，因此人们又称其为武财神。
民间关于赵公明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晋代年间，干宝《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东晋时期，陶弘景《真诰》中记述，赵公明为致人疾病的瘟神。隋唐时期，《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有五力士在空中出现，分别身披青、红、白、黑、黄五色袍，各手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和罐子、一人执皮袋和剑、一人执锤、一人执扇、一人执火壶。文帝问太史居仁：“他们是何方神圣？主管哪些灾福？”张居仁奏曰：“他们乃五方力士，在天上作为五鬼，在人间为五位瘟神：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主管世间瘟疫。此乃天地运行时所产生的疾病。”文帝问：“怎么才能制止而使世人免受瘟疫呢？”张居仁答曰：“瘟疫是上天降临的疾病，无法制止”。于是那年许多百姓死于瘟疫。是时，文帝下令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
赵公明的瘟鬼性格到了《列仙全传》中就更为具体了，只是他又从五方瘟鬼之一变成了八部鬼帅之一：元明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亿万数，周行于人间。刘元达领鬼兵施杂病，张伯元领鬼行瘟疫，赵公明领鬼施人间以痢疾，钟子季（钟士贵）施人间以疮肿，史文业行寒疾，范巨卿行酸瘠，姚公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给人间降下许多灾祸疾病，夺走了万民性命，枉夭无数。
直到《封神演义》问世，赵公明才不再像昔日那样浑身充满邪气、鬼气和瘟气。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册封神，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从此，赵公明开始掌管天下财富，做了财神爷。赵公明司财，能使人宜利和合，发家致富，这正符合世人求财的愿望，所以民间广泛敬祀赵公明，而他原来作为冥神、瘟神、鬼帅的面目被日渐淡忘了。民间所供财神赵公明皆顶盔披甲，着战袍，执鞭，黑面浓须，形象威猛。周围常附之聚宝盆、大元宝、宝珠、珊瑚之类，更加强了财源茂盛的效果。
二、 比干——公正无心的纣王叔
旧时财神有文武之分，崇文尚武的人家各有所司。尚文的人家供奉文财神，尚武的人家敬祀武财神，文武之道虽不同，却都各有财发。除了武财神赵公明外，还有文财神比干。民间年画中，比干的神像为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登元宝。文财神的打扮与天官相似，二者的区别就是：天官神志慈祥，笑容满面；而文财神比干的神像面目严肃，脸庞清烁。
据历史记载，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是一位忠义之臣。时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失政。据<>载：纣王听信妲己妖言，制造酷刑，杀戮谏臣。虽有商容、比干等大臣直谏，纣王终不悔悟。鹿台完工后，纣王听信妲己谎言，欲会见仙姬、仙子。妲己心生一计，于十五日夜请轩辕坟内众妖狐变成仙子、神仙、仙姬来鹿台赴宴，享受天子九龙宴席，迷惑纣王。席上，狐狸骚臭难闻。功夫浅薄的妖狐竟露出了尾巴。宴席上的纣王叔比干看得十分真切，宴后将此情告知武成王黄飞虎。经查，众妖狐都是轩辕坟内的狐狸精。比干便与黄飞虎领兵堵塞妖狐洞穴，放火将狐狸尽行烧死。比干还拣未烧焦的狐狸皮制成一件袄袍，严冬时献于纣王，以惑妲己之心，使其不能安与君前。妲己见袄袍尽是其子孙皮毛制成，心如刀割，深恨比干，誓挖其心。
一日，纣王正与妲己以及新纳妖妇喜媚共进早餐，忽见妲己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喜媚道是妲己旧病复发，须玲珑心一片煎汤救治，并推算说惟亚相比干是玲珑七窍之心。纣王急向比干索其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隐于肺内，坐六叶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乃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根本。吾心有伤，岂有生路！老臣虽死不息，只是社稷丘墟，贤能尽绝。今昏君听新纳妖妇之言，赐吾摘心之祸，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社稷亡！”纣王怒道：“君叫臣死，不死不忠。台上毁君，有污臣节，如不从命，武士拿剑去取心来！”比干破口大骂妲己，望太庙大拜八拜后，接剑自剖其腹，摘心掷于地，走出五门，上马而去。
先是姜子牙离开朝歌时，曾去相府辞行，见比干气色晦暗，知其日后必有大难，便送比干一张神符，叮嘱在危急时化灰冲服，可保无虞。比干入朝前知己必难，便服饮姜子牙所留符水，故在剖心后能不流血而前行。后传说，比干因服了姜子牙灵丹妙药并未死去，而是来到民间广散财宝。比干生性耿直忠证，公正无私，心被挖空后成
了无心之人，正是因为无心无向，办事公道，所以被后人奉为财神。当时传说在比干荫佑下做买卖的人，无偏无向，公平交易，互不坑骗，所以比干广为世人所传颂和敬奉。
三、 范蠡——生财有道的陶朱公
范蠡也是一位文财神。他是春秋战国之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同时也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大商家。
范蠡，字少伯，天资聪颖，少年时便有独虑之明。后被越王勾践拜为士大夫。越国兵败于吴国，范蠡与越王一同去屈事吴王夫差。回国后又辅佐越王富国强兵，终于打败了吴国。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越王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于臣下。于是，范蠡毅然向越王辞官隐退，带领家属随从，架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
范蠡父子在齐国海边耕种土地，勤奋治产不久，就积累家产数十万金。齐人闻其贤，请为其相。范蠡叹息：“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它归还了相印，将钱财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只带上最贵重的物品，暗自离开齐都，悄悄来到陶地。范蠡认为，陶地处天下之中，为交易的必通要道，由此可以致富，以为后半生的保证，自此居住下来自称陶朱公。（“陶”，指陶地，或说隐语“逃”；“朱”，一说为富翁的象征，或说寓己曾做高官；“公”，一说是对尊长，平辈的敬称，或说寓己曾做为公爵）。范蠡父子靠种地、养牲畜，做生意又积累了数万家财，成为陶地的大富翁，后又两家分财于百姓，天下人都赞美陶朱公，拜其为财神。
陶朱公的经营智慧历来为民间所敬仰，于是有许多经营致富术托与陶朱公名下。如《经商十八忌》：生意要勤快，切忌懒惰；价格要订明，切忌含糊；用度要节俭，切忌奢华；赊账要认人，切忌滥出；货物要面验，切忌滥入；出入要谨慎，切忌潦草；用人要方正，切忌歪邪；优劣要细分，切忌混淆；货物要修整，切忌散漫；期限要约定，切忌马虎；买卖要适时，切忌拖误；钱财要明慎，切忌糊涂；临事要尽责，切忌妄托；账目要稽查，切忌懒怠；接纳要谦和，切忌暴躁；立心要安静，切忌粗糙；说话要规矩，切忌浮躁……十八忌多是为商家经验之谈，托名陶朱公，由此可见，他作为财神在民间商人心目中的智慧形象。范蠡一生艰苦创业，积金数万；善于经营，善于理财，又能广散钱财，故称其为文财神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关羽——忠诚信义为本的关公
关公即关羽，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把关公作为全能保护神、行业神和财神，《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的作者说：“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断。旱时人们又向彼求雨，又可求病人药方，被人视为驱逐恶鬼凶神之最有力者”。
据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记载的一种传说：关公的前生本是“解梁老龙”，汉恒帝时，河东连年大旱，老龙怜众心切，是夜遂兴云雾，汲黄河水施降。玉帝见老龙有违天命，擅取封水，令天曹以法剑斩之，掷头于地。解县僧普静，在溪边发现龙首，即提到庐中置合缸内，为诵经咒九日，闻缸中有声，启视空无一物，而溪东解梁平村宝池里关毅家已有婴儿落地，乳名寿，幼从师学，取名长生，后自名羽，字云长。据《三国演义》载，关羽因原籍恶豪倚势凌人，遂杀恶豪后奔走江湖。东汉末年，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誓共生死，同起义兵，争雄天下。建安五年，曹操出兵大败刘备。刘备投靠袁绍。曹操擒住了关羽，看中关羽为人忠义，拜为偏将军。后曹操察觉关羽心神无久留之意，便用大量金银珠宝、高官、美女来收买，但关羽丝毫不为钱财名利所动。当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处，立即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去寻刘备。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为五虎大将之首将。曹操得知大怒，与司马懿设计，联合孙权共取荆州。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都督荆襄郡事，令取樊城。关羽分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不幸中吕蒙计，痛失荆州，夜走麦城，兵败被擒，不屈而亡。《三国演义》后又记载：关羽遇难后，阴魂不散，荡荡悠悠，直到荆州当阳县玉泉山上空大呼：“还我头来！”山上老僧普静闻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梁、文丑（皆被关羽所杀）
等众人之头，又向谁索？”关羽恍然大悟，遂皈依佛门。
关羽一生忠义勇武，坚贞不二，为佛、道、儒三门崇信。明清时代，关羽极显，有“武王”、“武圣人”之尊，由此关羽被世人附会成具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全能”法力，民间各行各业对“万能之神”关帝顶礼膜拜。人们之所以奉关公为财神，是大概是因为关羽不为金银财宝所动，与一些世间贪利妄义之徒
形成鲜明的对比。世人尤其是商贾们都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希望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另外，人们希望商贾坚守诚信进行交易，把关公奉为公正人，来维护传统的道德秩序。
五、五路神及利市仙官——招财进宝的偏财神
文武财神是民间所谓的正财神，在正财神之外，还有偏财神，这是就财神所在的神像位置而言的。民间的偏财神经常是指被称为“五路神”的财神。在《封神演义》中，五路财神指的是赵公元帅、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五路神”又指路头、行神。清人姚富君说：“五路神俗称财神，其实即五祀门行中之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其中的五路是指东西南北中五方，意为出门有五路神保佑可以得好运，发大财。五路财神都是吉祥神，也是民间吉庆年画中常见的形象，他们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拜。每年正月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这天天刚放亮，城乡各位都可听到一阵阵鞭炮声。为了抢先接到财神，商家多是初四晚举行迎神仪式，准备好果品、糕点及猪头等祭祀用品，请财神喝酒。届时，主人手持香烛，分别到东南西北中五方财神堂接财神，五位财神接齐后，挂起财神纸马，点燃香烛，众人顶礼膜拜，拜罢，将财神纸马焚化。
到了初五凌晨，人们抢先打开大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向财神表示欢迎。接过财神，大家聚在一起吃路头酒，直吃到天亮开门营业，据说可保一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清代蔡云《吴觎》中有生动描述：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所谓“抢路头”即抢接五路财神，人们个个争早放头通鞭炮，以此祈盼发家致富。
在民间所供财神中，不管是赵公元帅，还是赐福天官，身边总要配以利市仙官（五路神之一），因此，利市仙官可说是地地道道的偏财神。有关利市仙官的来历，在《封神演义》中有记载：利市仙官本名姚少司，是大财神赵公明的徒弟，后被姜子牙封为迎祥纳福之神。所谓“利市”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指做买卖时得到的利润；二是指吉利和运气；三是指喜庆或节日的喜钱如压岁钱等。人们信奉他，是希望得利市财神保佑生活幸福美满，万事如意。到了近代，一到新年，有的人特别是商人，还把利市仙官图贴到门上，并配以招财童子，对联写道：“招财童子至”与“利市仙官来”，隐喻财源广进、吉祥如意。
六、刘海蟾——撒钱济贫的准财神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财神中，有一类只能算作是准财神，意为未得财神封号，但由于此神能为人们带来一定的财运，承担了一部分财神的职责，于是人们就将其作为财神看待。刘海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位准财神。
刘海
蟾，原名刘海，五代时人，籍燕山（今北京），曾为辽朝进士，后为丞相辅佐燕主刘宗光。此人素习“黄老之学”。
《历代神仙通鉴》中有云：一日，有自称正阳子（吕洞宾）的道士来见，刘海以礼相待，道士为其演习“清净无为之示，金液还丹之要”！索积蛋十枚，金钱十枚，以一钱间隔一蛋，高高叠起成塔状。刘海惊道：“太险！”道士答道：“居荣禄，履忧患，丞相之危更甚于此！”刘海顿悟。后解去相印，改名刘玄英，道号“海蟾子”，拜吕洞宾为师，得到成仙，云游于终南山、太华山之间。元世祖忽必烈封其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武宗皇帝加封“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以此看来，刘海是个悟后弃富的道士，本与财神无缘，刘海成为财神也许是源于他的道号——海蟾子。蟾，即蟾蜍，因此物相貌丑陋，分泌物有剧毒，对人体有害，被列为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之一。又因蟾蜍的分泌物蟾酥有强心、镇痛、止血等作用，又受人们所崇拜。《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云：“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当时人们把蟾蜍当成了避五病、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物，是有灵气的神物。刘海是以“蟾”为道号而闻名，又以“刘海戏金蟾”的传说被抬上了财神的宝座。
刘海戏金蟾出现在大量的民间年画和剪纸中，历代画家也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佳作传世。在这些作品中，刘海皆是手舞足蹈、喜笑颜开的顽童形象，其头发蓬松，额前垂发，手舞钱串，一只三足大金蟾叼着钱串的另一端，作跳跃状，充满了喜庆、吉祥的财气。刘海所戏金蟾并非一般蟾蜍，而是三足大金蟾，举世罕见。金蟾被看作是一种灵物，古人认为得之可以致富。这是刘海被塑造成财神的主要根据。据说，刘海用计收付了修行多年的金蟾，得道成仙。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他走到哪里，就把钱撒到哪里，救济了不少穷人，人们尊敬他，感激他，称他为“活神仙”。为此，还修建了刘海庙，把他的故事编成戏剧，到处吟唱。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了解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苦难和诗人的赤子情怀。
2． 感受艾青的诗风：沉雄、忧郁而感伤。
3． 锻炼朗诵能力，注意重音、停顿、语调、语速。
教学重点：诵读和感受
教学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播放音乐《长城谣》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遭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奴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首《长城谣》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民众无家可归的惨状和齐心战斗、收复失地的决心。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艾青的这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以日本的侵华战争为背景的。
这首诗写于什么时候呢？
（学生）1937年12月28日夜间
这时候芦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
二．作者和创作缘起
关于艾青，我们并不陌生，初中时我们学过他的《黎明的通知》。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现代诗人。著有《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等。
（小时侯被抱出去抚养）濡染了农民的忧郁
（监禁）狱中诞生的诗人
（《大堰河——我的保姆》）雪总是能给诗人深沉的感动
（逃难的经历）
艾青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1941年诗人来到延安，从此诗风转向悲壮高昂。艾青是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被智利诗人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
三．诵读和感受
配乐（埙）
提示诵读时要注意的，语速、语调、停顿、重音。
分别叫三个同学
给以点评
指出重点字词：絮聒、后裔、蓬发垢面、暴戾、蜷伏、啮啃、饥馑
补充语流音变知识
四．分析全诗
1．全诗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
抒写了残暴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以及诗人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
2．那么是怎样来写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的呢？
选取了几类人做描写对象，有北方林间的农夫（无家可归，“你要到哪儿去呢？”潜台词是“你能去哪儿呢？”），有南方乌篷船里蓬发垢面的少妇（失去了家庭和丈夫）和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有失去了家畜和田地的土地的垦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前两类形象是分类形象，最后一类形象是总的形象，具有概括意义的形象。
他们的悲凉凄楚的境遇正表现了“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3．在诗中，诗人也提到了自己，把诗人表现自我的一段文字找出来。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
把自己和广大农民的苦难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这种苦难写的更深刻而真切。
4．结尾“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怀？
赤子情怀。向苦难的祖国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
5．这首诗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反复咏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一共出现了几次，有什么作用？（提示：从情感的表达和篇章结构两个角度）
出现了四次，它是诗歌感情的线索，是悲凉压抑的感受贯穿全诗，同时，这种反复咏叹更加深了悲惋凝重的气氛，读来令人心酸落泪。另外这两句是也是全诗结构的骨架，多种形象的刻画，都是沿着这两句话展开的。大雪的林间，雪夜的河流，雪夜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