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篇一
《一个同声传译员的故事》
女传译员的故事：做同声传译就像在公路上飙车
同声传译译员与发言者之间，不仅仅语言同步，连思维都似乎同步了———
你几乎可以猜测出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转换之间如行云流水……
最初拿到林杰的名片，给她打电话预约采访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对方会是一位女孩。除了中间人忘了向我提及这一点之外，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有一个中性化的名字；第二，我所见过的同声传译员，基本上都是男性。
“这很正常，”林杰解释说，“因为做同声传译这一行，干久了你就会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力活儿。”
也许，这是一个比绝大多数体力活都更令精力迅速消耗的行业。做同传的译员，往往每隔15—20分钟就必须休息一次。所以大部分的同传场合，都至少要由两个译员交替进行。否则在同传话筒前面呆久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脑海里无休止地交替进出，人会“疯”掉。林杰说，有时候她会想，如果像当年的聂卫平那样，比赛间隙还可以吸一会儿氧，再回去翻译会轻松点……
在欧盟总部接受同传培训
上世纪末，刚刚获得英语系语言文学硕士的林杰进入国家某部委工作。两年后，她和其他9名公务员一道，通过了欧盟口译总司的考试，前往设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欧盟同声传译培训班，接受为期5个月的训练。
“翻译是什么？是交流。”这是培训班的教师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
两种经历了不同历史进程演变的语言，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通过同传译员，在第一时间实现思想、观念、见解和认识上的沟通———这就是林杰和她的同学未来要做的事情。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
最初的培训是紧张而单调的。为了培养记忆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学员们被要求每人做5分钟的演讲，由其他人在不做笔记的前提下立即复述。除此之外，学员们还要听大量的英语演讲和会议发言，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记忆并复述其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听力材料的难度也不断变化。内容由简单到复杂，声调由清晰到模糊，发言也由标准英语变得五花八门。南亚、非洲、拉丁口音的“洋泾浜”英语成为最折磨人的“刑具”。
“在国际会议场合，谁知道你会遇到哪一国的人站起来发言，谁知道会听到什么古怪的发音？”林杰说，“所以，就像高考猜题一样，只好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只好搞题海战术。”
一年之后，林杰在某次同传场合，真的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代表，本来会议组织者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西语同传。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位堂吉诃德的同胞，居然到了开会的时候，自始至终用英语发言，那种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语。
“之前完全没有准备到这一手啊，”林杰微笑着说，“可只能硬着头皮上。”
第一阶段的训练结束后，培训班的学员们前往日内瓦，在万国宫的联合国总部现场感受了国际会议的气
氛。然后，林杰和她的同学又回到布鲁塞尔，开始第二阶段的学习。在这一阶段里，他们可以使用笔记，但翻译材料的长度也大大增加了，开始进行整场整场的对话训练。最后，到了第三阶段，正式开始虚拟同传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千奇百怪的话题都会出现：通讯、经济、农业、烹调、宠物饲养……而教师们也千方百计地对学员们施加各种各样的“干扰”。到了后来，故意压低嗓门，故意咳嗽几声已经是“小意思”了。有时候，学员们甚至被要求做“自由聊天”，而他们就要在这样的一片嘈杂中，准确、迅速地完成同传任务。
林杰说，经过这样一番培训，她回国之后感觉自己在混乱中辨别声音的能力大大增加。有一次和老公在外面吃饭，隔得很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用很小的声音聊天。那声音在别人听来，完全混在一片嗡嗡的嘈杂声里。但在林杰听来，一字一句都清晰入耳。她的老公说：“我以后再不敢在背后讲你的坏话了。”
2003年3月，林杰这一期的10名学员，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欧盟的培训证书。林杰说，她想起了《圣经·创世纪》中的那个故事：人类要建造一座通天塔，却遭到了上帝的阻止。上帝在人类间制造出种种不同的语言来，让他们无法沟通，不得不放弃建塔的工程。后来，那塔的残骸被命名为“巴别”，意思是“变乱”———如果当时有同传就好了！
同传间的人心如止水
国际会议的同传间，多是设在会场外围的一间长条型封闭屋里。通过巨大的玻璃幕窗，同传译员可以看到场内的一举一动。但是译员们彼此之间是隔离开的，一道一道的隔音墙，把同传间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箱”。译员们就一人一个“箱”地待在那里，仔细倾听着耳机里传来的一字一句，一边听，一边口中不停地翻译，通过面前的话筒传输出去。
林杰说，第一次进同传间的时候，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
那个场合里的人心如止水，或者说进入了一种“状态”，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自己和耳机里不断传来的“声音”。最身心合一的时候，词句经听觉神经传入大脑，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打一个滚儿就换了一身行头，光光鲜鲜地出去见人。译员与发言者之间，不仅仅是语言同步，连思维都似乎同步了———你几乎可以猜测出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转换之间如行云流水，像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一样愉快……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诀窍的，”林杰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上会的前一天绝不能累，绝不能熬夜，否则第二天脑子就木了。听懂了也译不出来。其次是当天不能吃得太饱，否则血液都跑到肠胃里了，影响大脑。当然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撑不下来。”
我让林杰用一句话来形容同传间，她想了想，说：“像个网吧。”
一方面是每人一台机器，全神贯注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神经高度紧张之下，周围有一点轻轻的响动都会很敏感。其他译员咳嗽一下，吸一下鼻子，或者手中的笔“啪”一下掉在地上，听在译员的耳朵中，往往宛若炸雷一般。有时候，一些译员一着急，还会蹦两句口头语出来。有一次国际会议的场合，某位外国译员不小心译错了，就真真地在话筒里骂了一句“F××K”。就像有些在网吧里做语音聊天的人一样。
还有些同传，翻译的时候喜欢手舞足蹈，做大幅度的手势，比在现场讲话的人还激动。
不过有些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译员突然用非常难听的话骂将起来，而且半天
收不住嘴。与会者惊愕之余，有人突然灵光一闪，摘下耳机去听发言者的“原版”。天哪，原来那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真的是在骂大街，而且用词更为不堪。
最有意思的是阿拉伯语的同传。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发言时，往往要先引用一段长长的《古兰经》经文。这一段话他们已经烂熟，所以随口译来，有时“赶”得比发言者还要快。引用得多了，译员们也有偷工减料的时候，就干脆一句“安拉”全部概括掉。但是这种“先见之明”往往靠不住。有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的场合，一位妇女代表发言，大谈“妇女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肉体，有权利选择流产”。讲了半天，突然话锋一转道：“联合国的机构应该……”那位译员竟然没转过弯子来，也顺嘴译道：“联合国的肉体应该……”
如果他只是一对一的翻译，这娄子捅得还不算大。但在有些场合，同传译员们往往是“连锁”式的。尤其是一些小语种，需要译成英、法、中等多种语言时，未必全部找得到合适的译员。所以只能先由英语译员同传成英语、再由法语译员听着英语的翻译，同传成法语……在这样一根链条上，一头出错，满盘皆毁。
就像在网吧里，大家联网打游戏一样。
同传在中国凤毛麟角
林杰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在电视里看到同传译员们为中央电视台进行的战争报道，心中羡慕万分。
“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呢，”林杰说，“除了我们中国的这些前辈，我还亲眼见过一个伊朗的同传，开会的时候来晚了。只见他急匆匆地赶进同传间，一屁股坐下，耳机往头上一戴，闭上眼睛，嘴里立刻就开始哇啦哇啦传译起来。”
她还知道，联合国的一些同传译员，技艺已经精深到了这样的地步：耳朵一边听，嘴里一边翻，手底下还能忙活着打毛衣……“我真希望自己能练得像他们一样，”林杰说，“这是我的理想。”
眼下，中国的同传队伍还不是很庞大。全国有足够水平进行国际会议同传的人，大概只有几百人。像金字塔一样，越是高处的塔尖，够资格的人数就越少。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组织国际同传协会（AIIC）对会员资格的要求极严。AIIC在全世界有2000多个会员，中国会员不过20名左右。
今年春天，北京遭遇非典期间，许多国际会议取消。林杰没有了现场锻炼的机会，就在家里看原版的英语影片，看全套的美国科学纪录片———“探索”，一边听解说，一边练习做同传。
“当然啦，字幕要挡上，或者干脆背对屏幕。”林杰笑着说。
林杰告诉我们，前不久，欧盟同声传译培训班在中国招收了最新的一批学员。这一次她所在的部名额增加了不少。看来，欧盟与中国的这个合作项目，也是与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密切相关的。估计不久之后，林杰的同行队伍，又要有所扩充了。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更多的机会。”最后，林杰这样说。
小资料
同声翻译，也叫“同声传译”，简称“同传”，一般用于大型国际会议时各种语言相互转换。联合国开会时都有大量同声翻译在幕后工作，也就是说，同传译员一般都不在幕前，而是“躲”在幕后工作。它要求译出语和译入语几乎同步进行，当发言人的话语传到与会者耳中时，已经是与会者各自熟悉的语言了。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立在德国纽伦堡的国际法庭审判法西斯战犯时，首次采用同声翻译，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采用同声翻译。
据资料显示，目前同声翻译的报酬一般是每天4000元人民币，这是每人的平均所得。如果不需要助手而独立完成翻译任务，最高的可以达到每天1万元以上。时间的计算按照8小时工作日进行，从会议开始到4个小时算半天，4个小时以上到8个小时算一天。此外，客户还需支付同声翻译员的食宿费用、机票费用、地面交通费用和其他有关的一切费用。虽然译员不可能一年到头每日都有会议等着他们去译，但每年100天的工作日还是应该有的，这样算下来，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
同传译员必须非常熟练地掌握母语和至少一门外语的口头表达方式；其次要有非常稳定的心理素质，不能怯场；另外，还得掌握广博的知识，同声翻译人员应该是杂家。
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篇二《我做同声传译员的酸甜苦辣》
我做同声传译员的酸甜苦辣
李玟是一名同声传译员———国际上最高级别的翻译专业人士。而据统计，全国具有同声传译资格的不过几十人而已。是怎样的毅力和精神支持李玟一步步成为了顶级的英文翻译专业人士？请看看她的自述——
学中文的改行做英文翻译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我是学中文出身的，做英文翻译纯属半路出家。
90年代中期，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来到深圳，在一家企业做文案。要想工作有保障，精通一门外语在深圳是最有市场的。这时的我立即自学英语。苦练一年多后，公司来了外国客人，我向总经理自荐担当翻译，做得很成功。总经理把我提了当助理，翻译外电及传真，月薪5000元，是我原来的5倍。两个月后，我随经理到上海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级商贸讲座，看着台上的“同声传译员”，我一下子又冲出另一个念头：做同声传译！我当时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后来我通过咨询才知道当同声译员的条件是那样苛刻：除了中文，外文的功底要深厚，听力、记忆力要非常好，反应要灵敏，表达力要强。我自信自己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对方说“即使是外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未经专门培训，一般也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
我很快了解到：大连外国语学校是个很好的培训“基地”，那里培训出来的专业人才都很出色。我随即报考了那里的英语研究生专业，1998年我领到了入学通知。读研究生，几乎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我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得广泛地涉猎世界、社会、地理、人文、历史„„单是英语磁带，4年收集起来就有整整30公斤！
毕业后我通过考试，获得参加同声传译考核的资格，在参加考核的127名考生中，我是7名入围者中的惟一女性！
毕业后我通过考试，获得参加同声传译考核的资格，在参加考核的127名考生中，我是7名入围者中的惟一女性！
“戴着镣铐的舞者”
同声传译活得潇洒，我们服务的等级都是一些国际级的会议，对象也是某一领域里的精英，到外地去开会，坐的是商务舱，选择的地方都是五星级酒店，全国的知名胜地，我几乎可以一一描绘出它的模样。至于收入，我差不多每年50万左右，工作100天。其他的时间便是去放松，和朋友一起到乡下，去看海，睡草地，远离人群和喧哗„„
可是回过头来，我工作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行工作的超常压力，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我当同声译员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哪一次的同传翻译连续超过30分钟，这是个极限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即使是一个很合格的同声译员也无法集中精神继续下去。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同传翻译能够独自完成任务的，一般是二至三个轮流替换。有的人无法经受住考验，饭碗都给砸了。很多经历了一两次失败打击的人，往往都是选择远离。
每次和同学在一起，他们都表现出对我的羡慕，我说“瞧着，你们能轻轻松松地活到百岁，我拖得个半个世纪已是万幸！”
在我的眼里，同声传译永远都是一种挑战，我承认别人的一句话：“同声传译员是戴着镣铐的舞者，沉重与愉悦同在！”不信，让你看看同声传译的另一个真实面目吧！人生就像在刀尖上行走
我当初十分羡慕同声传译在台上的潇洒，如今自己站到前台上，才真正体会到“台上3分钟，台下一个月的道理”。
同声传译，是翻译中级别最高也是最难的一项，这个“难”字，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一般会议开始前的一周就要做好准备。我在北京王府井召开的房地产大会当同声传译，
开会前，我在网上查询了大量有关的房地产专有名词，会议前3天，主办者把会议有关的内容资料和26盘磁带让我熟悉，单是磁带，3天里我不吃不喝才把它听完，还要找出很多不认识的词汇反复琢磨。会议前的一小时，主办方又给我一大摞的资料，只能粗略地有个了解，这叫“视译”。即使是“视译”，也是很集中注意力的，来不得半点马虎。
当我那天完成任务时，我的一个同学打来电话，说我站在台上非常酷。他哪能知道，为这“酷”，一周里我瘦了一圈。
最难的恐怕就是对演讲者的方言一窍不通。英语也有方言。我就有一次深刻的教训。那次我应邀去台湾翻译一次“爱心妈妈”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慈善家都汇集一堂，讨论有关捐助孤儿上学的主题。一周之前我就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天上午，3个同传中我是第一个上台。这时来自澳大利亚的洛菲尔夫人走上主席台了，她向我微微一笑，又向台下的听众致敬。没想到当洛菲尔夫人一开口，我就知道自己这次的同传注定要失败。洛菲尔夫人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市人，有着浓厚的南方口音，就像北方人学讲粤语一样，发音不正。传译不到一分钟，我已经感到吃力，但又无法自找台阶下台。就在这时，主办者发现了我对洛菲尔夫人方言的不适应，便以其他理由示意洛菲尔暂停，把我换了下来。他们好不容易才从别的地方找来了另一个代替，试了一次又一次，总算上台完成了任务。
后来，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之后，我花了大半年时间去钻研英语的不同区域方言，以备后用。之后，每次做同传之前，我都会打电话先了解可能要翻译的对象是哪里人，然后有针对性找到有关的磁带做听力练习，这些训练对我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特别是组织者知道演说者有方音时，都会找我去，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声誉。
还有别的难处。演说者都是有表情的，当他感动时，我的语气要让听众产生共鸣；当他快乐时，我的传译也必须使听众轻松快活。当然，当同传不可能没有错，只要大胆地翻译，有错误时神情和语调没有一点儿变化就行，可是这要出色的专业知识和高度的应变能力，因此，心理素质不好，根本无法立足。
在国内，做同声传译这一行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我———凭着坚定的决心、勇气和不屈，才有了今天这个小小的安身之本！我还在加紧努力，希望能拿到联合国的认证，踏上更高的阶梯。
同声传译员的励志经历篇三《同声传译员王伊立的励志故事》
导读：从一部葡语词典上起跳，王伊立完成了从葡语“小哑巴”到顶级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员的巨大飞跃。为什么会如此呢?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王伊立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经常拿王蒙的一句诗来鼓励自己：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2014年7月中旬，金砖国家第六次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王伊立，里约州立大学四年级的一位中国女孩，被邀请担任大会同声传译员。作为大会最年轻同声传译员，她与搭档分工协作，默契配合，表现出色，赢得大会主办方高度赞扬。
众所周知，在翻译行业里，同声传译员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一天薪水相当于一个白领一月的收入。同声传译人才属于全球稀缺人才，也是最难培养的人才之一。有资料显示，全球专业的同声传译人员仅有2000多人，我国大约30人左右，至于国际上流行的在经贸、科技、政法等各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业型同声传译人才，则是一片空白。同声传译之所以人才少，是因为门槛太高。以我国同声传译员入职为例，有资格加入“同传”学习的首要条件，是通过高级翻译资格考试，然后加试“同传”，通过后才算入门。实际上，能通过初级翻译资格考试，就相当于专业八级，通过率一般不超过10%，能通过高级翻译资格则更是凤毛麟角。在此基础上，再选拔同声传译员，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即便如此之难，年仅24岁的王伊立却能将同声传译工作干得十分出色，的确令人叹服。其实，如果把时光倒回去8年，那时的王伊立还只是一个对葡萄牙语一窍不通的中国小女孩，可以说，她是从一部葡语词典上起跳后，经过多年磨炼，才取得如今成就的。
16岁那年，王伊立离开爸爸，离开石家庄，背着行囊，独自搭乘飞机，投奔远在巴西里约的妈妈，进入当地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高中。从那时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她开始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学习葡萄牙语是她必须面临的最大难关，尽管在国内她英语很棒，但是，葡语中几十种动词变位、阴阳性、句型等要比英语难得多。初来乍到，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她根本无法与别人交流，简直就是个“小哑巴”。
对此，王伊立有过委屈，也有过自卑，曾一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儿都不去。妈妈是企业老总，也是个女强人。见女儿情绪低落，她便以一种不容质疑的语气对女儿说：“你在学校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中国!”这句话让王伊立感受到了一种责任。她重新振作起来，“绝不做孬种”的想法成为一种精神支撑。
为了攻克语言关，王伊立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一部葡语词典上，每天坚持“狂啃”词典5个小时以上。那是一种绝对枯燥的生活，但是，她没有丝毫懈怠。所幸语言学习的某些规律是相通的，由于英语底子扎实，对学习葡语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在“啃”词典的同时，王伊立借鉴英语学习的一些小窍门，触类旁通，很快，葡语水平有了显